《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史稿》：
李壮图目睹惨状，挺身而出，为百姓请愿，却被县衙拘押。县长传众乡绅问话，眼看私卖房、地的事情要暴露，乡绅们只得求助事件的策划者吴乡绅想办法对付。吴乡绅趁机用恐吓手段进行敲诈，令大家出钱由他运动外国公司把房、地赎回来，而吴却用了假赎的办法，一小部分钱贿赂外国公司的走狗，大部分的钱收为已有。
李壮图被释放之后，继续为百姓奔走，他决定要协助姑父规划建筑窝铺，以救济无法过冬的贫户。但是，贪婪、恶毒的吴乡绅却另有企图，他挑拨自己的女婿、周村正的儿子把李壮图赶出家门，又施巧计让周家儿子把自家田产全部抵押出去，以谋村正之职。结果周家失去财产，周村正被罢了职，遭此变故，气成半身不遂。而吴乡绅不仅霸去了周家产业，而且买通县衙，自己当上了新村正。他还胁迫百姓出钱，为他送上表示拥戴的“万民伞”。
这个剧在编剧手法上已经相当成熟，全剧分作5幕，结构清晰缜密，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不仅在形式上具有了现代戏剧的样式，而且在内容上反映了探究社会问题、揭示人生状况的现代意识。
剧中主人公李壮图的形象，虽然还不十分丰满，但他毕竟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时代青年，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肯于扎实努力，热心社会实践。愿意维护贫苦百姓的利益。但是他的社会理想却处处碰壁，他办的平民小学被关闭了，他要实现的村落规划也落空了，甚至最后连他曾经依恋的村庄也待不下去了，只能到城里去另谋生路。戏剧结尾处，李壮图落寞而走，而吴乡绅正春风得意。
戏剧对李壮图所面临的社会处境的揭示是比较深刻的，在周家庄，表面看来，周乡绅是一村首领，但他老迈昏庸，难以成事，而真正掌握权势和主宰百姓命运的，竟然是以吴乡绅为代表的一伙恶势力，他们只要能维护一己私利，就不惜卖身投靠洋人，鱼肉乡里百姓。剧中有一个很典型的情节，很能显示吴乡绅这类地方恶势力狡猾的谋略、冷酷的心肠和贪婪的本性：为了接近和控制周村正，吴乡绅不惜把自家女儿嫁给周家，当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则不惜把周家搞得倾家荡产，完全不顾彼此的亲家关系和女儿在周家的处境。
通过吴乡绅的社会关系，该剧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一介乡村财主，居然可以勾结洋人，随意处置国有土地，公然欺压贫民，掠夺他人财产。而这样的人不仅不受惩戒，反而步步高升，成了社会上的显赫人物。这就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猖獗、乡村政体的腐败，以及国民性中的卑劣。
1918年10月10日，《新村正》在南开学校的瑞庭礼堂演出，一位有心人记录了当时的布景，足见它已经完全是西方的写实风格：“每幕之布景各异”，“既而震铃开幕，则客厅一所，几椅咸备。中设一榻，榻后横几，几一端置瓶，一端置石镜，而玉如意位其中，榻有琴几，别左右。南面上有额，日‘务本堂’，旁有联一副（吾忘其文）。左有门通书室，入右转后，则达内室焉。骤视之，无不惊异，此即富翁周味农之家也。”在五四前夕，《新村正》的出现是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它不仅暗合了社会改革的思想潮流，开启了五四运动的先声，而且显示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萌芽。
《新村正》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校园之内，它很快就传布到了华北一带。人们称它是“中国新剧中最合西洋新剧原理的杰作”。“全篇的精彩，就在这‘旁射侧影、涵蓄不尽’八个字中。”1921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也演出过这个剧，北京大学也曾在五四时期两度公演此剧。宋春舫看了演出之后，指出中国的传统戏剧大都爱犯“团圆主义”的毛病，便是那些从文明戏向新剧转变的“过渡戏”，也难以免俗。“《新村正》的好处，就在打破这个团圆主义。”
1934年10月，为庆祝天津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张彭春和他的学生曹禺一起，对原剧做了修改，整理成了完整的剧本，《新村正》里的台词，已经是纯正的天津口语。经由张彭春亲自导演，《新村正》由南开新剧团重排演出，它的风采不减当年，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也由此可见，张彭春并不是食洋不化的人物，他和他领导的新剧团，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的民族戏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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