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史学.第5辑》：
有关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原因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方面。费正清是从整体上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稳定的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才遇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西方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表现为民族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世界文明的要素。面对着西方新文明的入侵，中国对西方有了明确的反应，并衍生出几个连续不断的发展阶段：1851年至1864年的农民大起义，1898年达到高潮的改良年代，1911年导致中华民国创立的革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民族主义时代。这四个阶段在引进永久性变化要素的同时，背弃了传统的周期性变化的模式。民族主义时代之后，是更进一步的革命发展阶段。费正清认为，具有现代性并非等于西化，但它确实体现了西方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包括民族主义、科学、民主、识字、工业化、经济福利、妇女解放以及大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如果说那些革命进程的早期阶段曾部分地把中国推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么1928年以后的20年则把注意力放在与之相关的民生的经济福利和分配方面。这样的中国革命就是费正清心中的“社会革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只能根据那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动力的状况来理解。能够最好地动员并驾驭这些动力的政党，将获取政权。《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之所以深受欢迎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持有这样一个基本看法：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引起了社会革命，倒不如说是夺取了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并控制了这个权力。②因此，费正清采取一种广义的独裁主义传统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来评估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前途，认为国民党已满足了革命对于民族主义政党提出的要求，但它证明没有能力满足继之而来的在民生、民主方面提出的要求。之所以无法这样做，有着根深蒂固的组织上、思想上的阻滞原因，因为国民党“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了大众的福利”，而且它的内部的腐败所造成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使它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国家里迅速丧失道义威信，而且因为“政府反复使用暴力来对付知识分子，只能削弱它在他们中间的地位”，而作为对政府使用武力的回答，非共产主义的学生转向了共产主义，接连不断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无疑宣告了这样的一种历史趋势：国民党已经失去“统治天下的资格”①。换言之，费正清已经有了中国命运的学理化结论：国民党衰败将成定局。这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历史定论，一年多之后，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崩溃，狼狈逃亡台湾孤岛而苟延残喘了。
反观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磨砺和自身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已经有了成熟的领导核心、为数众多的党员队伍和日益壮大的武装力量。而且，中共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温和态度解除了许多美国新闻记者和观察家的疑虑。以费正清当时对中共的认识，他虽是不完全赞同中共的政治纲领，但他对中共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有了务实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于它夺取社会革命领导权的能力。但要说明这种立场，费正清遇到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首先，他要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和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地位。中共的早期历史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跟苏联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有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结束资本主义。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插手实际上给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通过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和1942年的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实现了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的独立。而且，他还指出：中共的兴起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主义的土生土长性质全然不同于东欧从外部强加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农村政府的基础作用，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社会革命。其次，他要说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意义。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不能否认它提出了一个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