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或者影视剧中，情报工作往往是一场军事行动胜利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真实历史中也是这样吗？《战争情报：从拿破仑时代到基地组织时期之敌知》是当代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杰出作品之一。基根爵士以其敏锐的视角及独有的幽默感深入上述问题的核心，并从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克里特岛之战、中途岛海战、大西洋海战等战役中找出丰富的论据，生动地论证了间谍活动和情报解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战争面貌的改变，进而提出军事情报只有与武力相结合，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二战中其他著名的人力情报组织，如位于德国内部的“红色管弦乐队”和位于瑞士的“露西情报网”，也出于不同原因，而没法传递实时情报。佐尔格几乎是人力情报界独一无二之人，他不仅可以获得高价值的情报，还有能力将情报快速传回大本营。“红色管弦乐队”则是由一群偏左的德国上层人士组成的，由一个拥有双姓的德国空军军官领导，他似乎因为这些“不轨”行为而感到兴奋。他们对于莫斯科而言没什么重要性，而且因为安全意识与安全措施的薄弱，他们很快就被盖世太保一窝端了。而“露西情报网”——实际上是只是一个叫罗德福·罗斯勒的人——在战争期间从瑞士向苏联发送的情报，有很大部分是他从对德国媒体的研究中获得的，而其余情报则来自与德国军事情报局有来往的瑞士人。瑞士担心德国会在获得重大胜利后，将自己强行并入第三帝国。虽然德国军事情报局对渗透不在行，但也习惯做情报交换。因此，罗斯勒大概属于那种依靠贩卖情报发财致富的人。而且不管怎样，他也没有与莫斯科联系的无线电。

拥有快速而安全的通讯能力，是实时情报的核心。但是即使在虚构的间谍小说中，无所不能的特工也很少拥有这种便利。真正的特工在试图与接头人联系时—不管是使用死信箱、在平常信件中插入微点照片、与信使直接见面，还是使用无线电发报机，他们都身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真正的特工传记的最终结局，几乎一直都是因为联络失败而暴露。二战时，英国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很大一部分特工都是被德国无线电反情报手段所发现的；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比利时，这事已经众所周知了—在一段时间内，所有在荷兰空投的特工落地后就会被德国人抓获—德国能够模拟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网络。即使反间谍工作进行很松懈，例如在“失踪的外交官”一案中，唐纳德·麦克莱恩的罪行也很快就被确定了，因为他习惯于一周离开华盛顿两次，前往纽约去会见他的苏联上级。

实际上，沟通的内在困难是最限制特工的实时有效性的一个因素。作为对比，如果能快速破解敌人自身的加密通讯，根据情报的性质，将会提供高质量的实时情报。

因此，军事情报史的“何故、何事、何处、何时”很大部分指的就是信号情报。当然，人力情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之后的航拍和卫星监视也是如此。然而，从原则上来说，信号情报本质是对敌人自身的信号进行不受察觉的监听，从而获知敌人对于对手有何种意图与能力，并因此采取应对措施。

接下来的案例研究将会支持这一论点（但不是全面支持这一论点），其中一个例子是，德国1941年5月在克里特的空降行动，被特别选来证明，即便拥有最好的情报，如果防御能力太弱，也无法因情报带来的先手而受益。至于其他例子，例如北大西洋战役强调了非情报因素，反德国V型武器作战则强调了航拍与人力情报对于应对威胁的重要性。本书的开头，研究了一个无法通过监听获得信号情报的时代。1798年纳尔逊在地中海的作战和1862年“石墙”杰克逊在谢南多厄河谷的战斗，会使那些对现代情报收集者与解读者期望过高或过低的人好好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

情报是军事行动成功的必要因素，这已经是传统智慧的一部分了。更理智的人会认为，虽然情报很重要，但它不一定能带来胜利。战争中的决策总是妥协的结果，而且在战斗中意志力总是比先知先觉更重要。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可以拿出实例来进行反驳。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了解敌人

第二章 追击拿破仑

第三章 本地情报：谢南多厄河谷之战

第四章 无线电情报

第五章 克里特岛战役：先见之明与无能为力

第六章 中途岛战役：情报的完全胜利？

第七章 大西洋战役：情报，只是战争的要素之一

第八章 人力情报与秘密武器

终章 1945年之后的军事情报

结论 军事情报的价值

选用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