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学的视角来看，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必然产生两方面的直接结果：一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低人口增长率带来的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变化；二是在低死亡风险有助于延长高年龄段人群寿命和低生育率削减新生人口乃至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共同作用下，活到老年期甚至高龄、百岁的老人迅速增加，并提高了老年抚养比。而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使老年人的照料护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随着死亡模式转变和人口生育率降低，发达国家以及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均出现了小型化和空巢化的特点。随着中国大量独生子女父母陆续进入老年期，照顾老年人的压力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的现实难题。
家庭是老年人获得支持特别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主要来源，有关研究均比较一致地认为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对子女的养老功能带来冲击，中国更是面临家庭养老弱化而社会化养老不足的困境。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现代文化的熏陶往往使年轻一代的思想意识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逐渐淡化，老年父母的权威逐步弱化，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可以说，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家庭程式化、单一角度的描述已不再适用于所有的家庭。因此，不但要考虑老年人自身的需求如何，还要从家庭视角结合老年人的家庭成员情况进一步研究老年人的照护问题。
在寿命逐渐延长的进程中，高龄化也带来了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数量和比例的增加。2010年我国失能老年人人口已达3300万，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人口将分别达到6168万和9750万李志宏.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J］. 老龄科学研究,2015(3):4-38.。老年失能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在上升。
长期以来，照顾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责任在亚洲国家主要由子女、配偶、儿媳等家庭成员承担，这些家庭成员往往面临由于照顾失能老年人带来的经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但对这些照顾提供者的研究却常常被忽略，因而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很难真正弥补家庭照顾的不足。
如何为失能、部分失能的老人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可支付的、可持续的且有效率的照护服务是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共同难题。一方面，各个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使它们在照护资源的充裕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各项制度、政策乃至于养老文化观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会造成照护服务模式的不同。仅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韩国在老年人的照料护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政策和实践，对老年人的家庭照护模式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日本在老年人照护的模式选择、法律政策、家庭支持体系、社区服务、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控制、配套设施等有关方面已经形成比较系统完善的模式。但日本、韩国也面临着高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如2018年韩国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相比于2017年增长了14.7%，高于同期总人口的医疗用费支出增长率（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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