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文集（2018）》：
通过对比，我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西方人讲话直抒胸臆，直奔主题，而中国人喜欢“绕弯子”，凡事讲“面子”。
由于要全职工作，我无法去听中文课。于是，围绕着“你好”，“多少钱”，“谢谢”这三个词，开始了我的中文交际。我买了一本对外汉语书，开始自学，有问题就问我的中国学生和同事。我进步神速，因为我把自己的教学方法运用到学习中来：1．在实践中学习；2．不为出错而感到羞愧。虽然我只掌握了少量的词汇，但是肢体语言和所处的语言环境，可以帮助我表达剩下的意思。我在表达中犯过许多错误，有些还是挺大的错误，但是从来没有被人误解过。相反，我可以写一本书来追述所有已成为笑谈的往事，我从未觉得“丢脸”，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我自己的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我还鼓励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大约50名外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来到中国，我陪伴着他们，解释中国文化给他们听。此外，我开始写作——把书籍和文章用各种语言，发表到不同的国家，借此来解答外国人的疑惑，这些疑惑跟我曾遇到的一样，而其答案则是我来中国生活后才最终找到的。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工作两年之后，经在CCTV工作的一个我的学生推荐，我担任了刚开播的法语频道的首位外国专家。当了30年的语言教师，我犹豫着是否要转行，但这是我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我们的团队主要是为《中国报道》栏目翻译和配音。
就这样，我发现了那些我想要尽快去看一看的地方。这也就开始了我的中国社会融合过程。我经常乘火车独自旅行，我参观过一些村庄，用我蹩脚的中文和当地人聊天，品尝当地的食物，还在内蒙古等地参加植树活动，当我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更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更多的汉语词汇。
第三个方面的融合是人道主义融合。在北京，我是第一批（也许不是第一个）无偿献血志愿者，我还成功地说服了身边七八个中国人参与献血。曾经有一些中国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要为中国人献血？”我回答说：“我不是献血给中国人，而是献给那些需要靠鲜血来挽回生命的病人。”这是我把“中华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整合在一起的途径之一。
在CCTV工作了6年之后，我到《北京周报》工作。从1999年到2006年，我一直在《北京周报》工作。借着工作和在中国旅行的机会，我继续探索着中国的文化及其风土人情。当我在2007年不得不退休的时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主动邀请我做客一个月，考察和进行专访，并给我全权选择自己的采访对象。我欣然接受。
由此，我开始编写《这些……人》系列丛书。《这些新疆人》是这一系列丛书的首部，用法语、英语和俄语出版发行，几年之后，又在土耳其用土耳其语出版发行。随后，我继续写书介绍了中国其他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宁夏、内蒙古和广西。但在2010年，环境因素导致我无法完成对西藏的介绍。
从1993年开始，我一直资助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生（一共14名），我还想帮助更多的人，在2005年3月，我开始全力资助一个藏族女孩去拉萨的藏医大学学习。格玛永初现在是一名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继续在青海省资助了5个藏族女孩，她们全部或部分都在医学或教育领域。一个农村的毕业生可能会改变整个村庄的命运，她们做到了！当我看到，即使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一个人，也能为社区发展带来改变时，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以至于这项工作一旦开始，便会欲罢不能，尽管这只是一场心灵独舞。
青海是我在中国考察的最后一个省份，虽然在2003年有过短暂的停留，然而真正到访却比台湾还晚。2005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广西的书（广西是《这些……人》系列丛书中所介绍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突然听到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你必须去同仁县”，这个声音不断地重复着，直到我决定到那里去。我联系了一位当地新任命的藏族老师，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在那个年代，我需要乘20个小时的火车，并转乘13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抵达目的地，他前来接站。给你们讲述当地的生活状况得需要另外一个故事……三天以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承诺会提供帮助，虽然那时还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去做…．
回到北京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由《中国日报》发表。那是一篇关于我观察到的生活现状的文章。我没有寻求帮助，只是说：“我们该如何提供帮助？”当天晚上，我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28封来自陌生人的邮件。他们中的一半——从贫困的学生到富有的企业家——提供了从100元到5000元不等的捐款。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