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韩愈在中唐大声疾呼排佛、老，欲复兴儒学道统，但当时应者寥寥，并且韩愈本人晚年也与僧人交往，自破其规矩。韩愈之后，又经晚唐、五代之战乱，佛、道思想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儒学的纲常伦理则处于沦落地位。宋王朝立国后，统治阶级面临一个重新确立权威意识形态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以复兴传统儒学为准。北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遥接韩愈统绪、以重振儒学为己任的儒家学者，王安石本人即是这一批儒者中的一个佼佼者，直接参与了这场儒学复兴运动，因此，他对于与之同道的前辈、师友的评价就显得更为真切。
宋初儒学复兴是由一大批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合力促成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有功于此，但范、欧阳多只是从外部给予倡导，而从理论建设上讲并没多大贡献。王安石对范仲淹、欧阳修的学问多有批评。他曾与宋神宗议论范仲淹，《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所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至如此。’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王安石还批评过欧阳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他的话说：“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
宋初对于儒学复兴起到开风气作用的，后人有所谓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之说，而尤以胡瑗的影响为大。胡瑗的主要成就在于从事儒学教育，并将教育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王安石对于胡瑗是相当推崇的，作有《寄赠胡先生》一诗，其诗序中写道：“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世，非若孔孟之远也，闻荐绅先生所称述，又详于书，不待见而后知其人也。叹慕之不足，故作是诗。”在诗中写道：“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十年留滞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高冠大带满门下，奋如百蛰乘云雷。恶人沮服善者起，昔时蹻跖今骞回。先生不试乃能尔，诚令得志如何哉！吾愿圣帝营太平，补葺廊庙枝倾颓。披旒发纩广耳目，照彻山谷多遗材。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此构架桷与榱。群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王安石把胡瑗与孔、孟相比，认为胡瑗教育英才，接续道统，如能得君行政，必将使太平时代再现于当世。
王安石对于胡瑗等前辈师儒大加赞扬，而对于同辈的师友，则相互切磋、共勉以至于圣人之道。当时与王安石交往而又得其多所称许的儒者可以王回与王令为代表。王回，字深父，小王安石两岁，卒时才四十三岁，与王安石交情莫逆，王安石曾与之反复讨论过一些儒学问题。王安石对于王回的儒学极为推重，而对其英年早逝、学术未能广大则深表遗憾，在《答龚深父书》中，他把王回与扬雄加以比较说：“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侥名当世。故某以谓深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杨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王安石还亲自撰写了《王深父墓志铭》，他写道：“若轲、雄者，其没皆过千岁，读其书，知其意者甚少。则后世所谓知者，未必真也。夫此两人以老而终，幸能著书，书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虽能知轲，其于为雄，虽几可以无悔，然其志未就，其书未具，而既早死，岂特无遇于今，又将无所传于后。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王安石认为王回可以和扬雄相比肩，是能直承孔、孟、扬以来的儒学道统的，但可惜其早死，又未有著述传世。王回与王安石可算是同辈，二人在学术上多有切磋，并且也常有一些不同见解，这可以从王安石的《答王深甫书三》等文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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