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熊，1976年生，四川西昌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2001年起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2007年毕业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宗教思想史研究。主持科研项目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青年项目1项。独著和参撰、参编的有《宋儒<中庸>学研究》、《道法自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西安周易研究》（第一辑）等，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齐鲁学刊》、《中州学刊》、《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以及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观点摘发。

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与《中庸》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先秦时期，《尚书》《论语》虽有形上学的倾向，但直到《中庸》才构建了结构完整的形上学思想。《中庸》的建构反过来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李翱等人都借助《中庸》形上学思想深化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两宋时期，是儒学本体论的建构时期。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通过对《中庸》的阐发，分别构建了诚本论、太虚本体论、天理本体论，并对本体在人道上具体表现以及如何涵养、致知本体展开了详细的讨论。朱熹通过对《中庸》文本的阐发，集理学之大成，使天理本体论进一步精密化。张栻、陆九渊则通过对《中庸》的研究，分别构建了性本体、心本体。
明清时期，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刘宗周等用《中庸》的相关概念、命题来佐证或构建本体论；王夫之通过对《中庸》的阐发来实现对本体特点的深层阐释，这涉及体用观念等，并用实有来统括整个世界的特点。
通过对《中庸》学与儒家形上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庸》学与儒家形上学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互动性，有利于加深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思想史之间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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