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始于家庭
回忆我的素描之路，当从家庭的启蒙教育开始。父亲14岁前到北京大栅栏天宝金店做学徒工，曾为中医的伯父郭兆钧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据说在我3岁时，伯父已教会了我认念很多方块字，大多为与中草药有关的单字。汉字是由线条组合成形态不一的方块字，且有音与义的不同，称之为抽象艺术亦无不可。据长辈说，在我已认念300余字时，因怕我累心便停止了这种识字教育。可能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在我出生前还有两个哥哥均未保住生命。我到6岁时，才开始入村私塾念书，先拜一个木牌位，直书五个字为“天地君亲师”，继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的顺序认字念书。与此同时，每天要接触笔墨纸砚，先从描红开始，红模字为木版印成的红字，如诗的内容：“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将描字与诗、数一起结合学习，既全面又印象深刻。描到一定的程度，初步熟悉了运用毛笔按提力度的变化规律，我便开始临帖了。I临帖要用自制的大仿本，制作大仿本是一项手艺活，即将大张的元书纸经过裁叠成册，再用圆锥、纸捻穿连固定。通过自制的大仿本，熟悉工具与纸材的性能，这也是一堂手工课的实习。临帖从柳公权字帖开始临摹，所需字帖、笔墨材料由流动的书倌到各村提供。这种描红与临摹的学习，对于培养我后来持各种笔的造型写生能力起到先期的基础作用。
我的母亲也是我的启蒙者。在我四五岁时，母亲买了一张贴在坑围上的年画，是图文并茂的连环图画，它印在一张纸上，故事内容为“狸猫换太子”，说的是北宋时期发生在宫廷的历史故事。文图对照将内容人物识别出来，这也是知史的起步，同时我开始知道古人就有正、反两方。
我的母亲虽不识字，但会绣花，一般的针线活更是“多面手”。我穿母亲做的布鞋，从鞋帮到鞋底都是她一针一线地缝制的。有时她在绣花时，也给我一块布，并教我怎样索成一条线。这种一针一线认真做事的精神，是一种心性的磨练，也应是一种人生态度。
入读昌平县立小学
1940年，我8岁时为避农村匪患，便随母亲、三嫂、表兄一起从东营村迁到昌平县城居住，并入读昌平县立小学。我从一年级读起，表兄迁入四年级学习。我与表兄每日黎明即起，一同上学。学校每天早上先在校中集中开会，然后列队走到街南大操场跑步。六年级同学排头，我们排尾，队伍很长，前头跑小步，后头的一年级则跑大步，两年的晨操锻炼有利于我的健康成长。
我读县立小学一、二年级时，所幸的是刘秉琳老师担任班主任。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典型的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身材略高，留短发，穿灰蓝色的旗袍。她上课重视汉字书写的笔顺，面向黑板写字的同时，还要求同学们大声跟着她喊出“横横竖横”，以增强书写的记忆力。
刘老师对我特别关注，还选派我参加县立举办的赛美会，事实上就是接受两位评审员的面试提问。刘老师有时还要我穿过小巷到鼓楼东街买东西，这也是一种锻炼。那时还安排一门唱游课，任课老师是郭兆民先生，在操场上，老师弹奏风琴，教大家边唱边表演歌词的内容。
我于10岁那年由昌平县立小学随母亲移居天津，人读私立卞氏小学，读三年级，这是一个家族办的学校。校长姓缪，在兄弟中排第二，人称缪二先生，其三弟、六弟、七弟均参与教学，也有外聘女教师一二人。有位邹先生为三年级班主任，布置课外作业是固定的每天要写一篇大仿（楷书）、三行小楷，大字临柳公权、小楷临《灵飞经》（钟大可书）。两年后，我改人天津市立第三小学，得见一位杨先生亲自示范临摹魏碑，应为杨大眼碑。笔画见方，不重复、不补笔，一笔到位。第三小学在城内东门里大街路南，路北有孔庙，正面外树有牌坊，上有匾额，东为“德配天地”，西为“功昭日月”，字体端庄大方。出东门内大街即东马路，附近有戏院，我曾观鲜灵霞主演的《人面桃花》评剧，男主角崔护的饰演者曾在四扇屏风上书写崔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行书字迹之大，在后排座位都清晰可见，足见演员之气度与功力。
东门附近还有青年会，常有些文化活动，我曾进去聆听戏剧作家洪深的一次关于戏剧的讲座，因年幼印象不深。另一次为黄二南的“舌画”示范，先吞墨汁，后以舌贴纸舔画，新奇显能，以舌濡墨，自然无锋颖之美。
天津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商场、商店的牌匾也是展示书艺的地方。如天津的繁华区有“劝业场”，即由华世奎所书，还有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也是华氏所书。华世奎书写颜体字，在普及文化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直到现在，走在天津大街上，所见招牌仍可屡见华氏的遗风。
我曾住天津南市药王庙街，现已改街名，为东西向的横街，东口通南北向的东兴大街，西通荣业大街，在街面或胡同口曾有租赁图书的书摊，也有租借连环图的小人书摊，我也曾是一些书摊的读者。
有一年，在东兴大街路东有一处书法地摊，除了有关福、禄、寿、喜等吉祥字外，还有一横幅，由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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