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论战中提出了作为新礼制、法令开创者的素质问题。时势在变，变革者就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敢于创新，创新制度、法度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还需要有预见性。在新东西未萌芽之时，洞悉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出新的方案。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变法者要勇敢，要不惧世俗的议论、嘲笑。商鞅力谏秦孝公，决定做的事情就不要犹犹豫豫，不要顾忌天下之议。高人之所以称之为高人，其见解思虑总是不同于凡夫俗子，有超越世俗之见之处。高人见微知著，发常人之未发，是先知先觉者。变法者就需要变革者的气度和精神。商鞅认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要敢于变革。体现了变法者生气勃勃、勇于进取的精神。这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信念，这种决心和信念是关系到变法成败的关键。变法牵涉到利益的调整，涉及利害与权力的变化，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变法就无法突破传统习俗。
　　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思想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强调稳定性。遵循古礼，遵循旧的法令，社会会稳定，不会有改变带来的大的动荡性。甘龙、杜挚反对变法，他们认为，没有利益的最大化就不适合去冒险。甘龙反对变法，主要从因循带来的安稳心理出发。他说：“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因循旧规治民，不劳而成，根据旧法进行社会治理，官吏驾轻就熟，百姓也安适。规则的变动肯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按照旧有法则、规矩行事没有风险。实际上规则的变化带来的是旧的秩序的打破，是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甘龙只是从稳定带来心理上的安稳舒适感来看问题，从治理的便宜性来看问题。针对甘龙所言，公孙鞅一针见血地指出，甘龙的看法，是“世俗之言也”。在公孙鞅眼中，世俗之人，是“安于故习”“溺于所闻”，是为旧习所束缚，为沉湎于一己之见的人。这样的人适宜于遵守成法，是不能和他们探讨变革旧法的事情的。其次，他们强调遵循旧礼与法条的易操作性。从官吏到民众对熟悉的东西容易掌握。突出表现在对不劳而成的强调，对驾轻就熟的崇尚。杜挚反对变法，主要从稳妥，但求无过的心态出发，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随意变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就是说遵照古代的礼没错。
　　商鞅和甘龙、杜挚的论战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对法的作用有不同看法。商鞅提出，“知者作法，愚者制焉”。法是用来调节社会生活的规范，有智慧的人，创立新法，而愚笨之人受制于法，人被法所役使，成为法的奴隶。这里表面说的是法的制定与法的实施的问题，但实际上还涉及法的作用。法的作用是捆绑人的手脚还是说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商鞅认为，应该根据时事的变化立法。商鞅根据历史的经验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在古代，礼和法都是用来调节社会生活的，是社会生活的规范，都带有强制性的特点。商鞅认为夏商周三代能够称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和秦穆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关键在于他们都能够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礼、法。商鞅认为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规范是不同的。“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伏羲、神农时代教化民众，不使用刑罚，黄帝、尧舜时代使用刑罚，但是却不过分，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代顺应时事变化，建立了系统的礼制治理体系，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反古易礼”同“法古循礼”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治理思路。《更法》体现了社会治理，法治变革中的根本问题，究竟是继续坚持传统的，而且诸侯国大都在普遍使用的礼治模式，还是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积极的变革，采用新的法治模式？这一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反古易礼”还是“法古循礼”。周代的礼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礼治秩序是根基于宗族内部的嫡庶之分。嫡长子在宗族事务、政治社会事务等方面有主宰的权力。血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了政治、社会伦理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周天子高高在上，诸侯各国听从天子的调遣，服从周天子的统治。维护这种统治秩序的是礼。礼首先是国家的制度，是礼制，它规定了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到庶人的责任和义务。礼同时又体现为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的行为礼仪，在敬天、祀地、人际交往、诸侯国之间往来等方面的礼仪。礼制和礼仪中的精神体现在《礼记》之中，这些一起构成了礼治文化的精华。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铁制农具的使用，诸侯、卿大夫的权力上升，而周天子的权力随之衰微。随着周天子权力的衰落，以周天子为权力核心的礼治秩序被破坏，宗法血缘社会逐步演变为新的地域政治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以能力为核心的人才选拔的挑战。利益的调整促使社会秩序、社会权力结构的新调整。秦孝公、商鞅的变法就是处于权力、利益调整阶段，历史的必然性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体现。“法古循礼”代表了守旧势力，企图维护传统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旧秩序；“反古易礼”代表了变革派，代表了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产生的新生势力，企图改变原有的秩序，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