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
现今流行有一种解释上述现象的理由，认为档案学研究时间短，所以社会影响力不大，社会上认可度不高。这个理由能成立吗？我们与其他新建的学科相比较，答案就会不言自明。许多新建的学科，像行政管理学科、公共关系学科、信息学科、MBA工商管理、MPA行政管理等，这些学科也是新建的学科，而且建的时间比档案学还晚，只是近几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才建立的，可其社会知名度却很高。相比之下，档案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为什么不是很高，是需要认真进行反思的问题。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一个方面是开放不够，封闭有余；再一个就是对自身的理论总结的还不够。从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学总是以宽大的胸怀去学习外国，20世纪30年代，近代的档案学受欧美档案学较大影响，尤其是作为档案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档案分类，受到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的影响更为明显和深刻。50-60年代较多地学习借鉴苏联的档案学理论。80年代以后档案学研究是学习欧美，特别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比如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大多耳熟能详。可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又不能说清楚。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我国是没有产生，还是没有总结抽象，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档案学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档案学发展至今，档案学界不满意，社会上对档案学认识也存在某些问题。事实上，中国特色不突出已经成了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瓶颈，无论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莫不如此。造成当今中国档案学理论特色不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轨迹、世界档案学发展的总体环境及当下中国档案学价值观的新旧交替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档案学，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的同时而忽视了自身理论的总结与建设，新生代档案学人极度强调国外档案学理论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作用又走向了极端，一时间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成了一边倒的主流观点，唯外国档案学理论是从，言必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否则档案学就没有理论而言了。这种档案学理论西化的倾向，是以轻视我国档案学历史传统，忽略我国档案实践为代价的。然而，由于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尚在建设之中，中国档案学者也正面对档案工作新实践，寻找档案学理论的反思，于是档案学理论西化的潮流并没有得到及时矫正和引导。至此，中国档案学重视西方档案学理论，而不重视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构建的大环境已经形成。但由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不断推新，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基本能够适应档案实践的发展，也就是档案学理论与实际的相对脱离，使得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现象被完全掩盖了。档案学理论站在实践的肩膀上，用对实践的图解完成了档案学理论的任务，档案学研究发挥了理论的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档案实践的光环遮蔽了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而当档案实践对理论提出迫切需求时，也就是发挥档案学理论的指导功能时，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便暴露无遗。档案社会记忆、档案馆社会化、现行文件公开利用、散失国外档案资源收集、社会档案资源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就是明证。
目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新。电子文件的普遍应用，带来档案管理全新的理论范式。理论创新与建构，测试着档案学者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也测试着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程度。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档案学者已经不能利用他们原来的价值观来直接假定电子文件的管理，他们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面对日益变化的档案载体，深入档案实践中去，找出规律，提出符合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理论，阐释对档案管理新实践的理解。但是，有些档案学者却不愿面对现实，他们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理论，忙于用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来套已经发展了的中国档案实践，企图为中国档案实践穿上一件不合体的西装。从头到脚，无不如此。
到目前为止，档案学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学派。所谓档案学派，是指在档案学研究中由于观点、学说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有学者将判断学派的标准归结为五个：一是必须有一两个大师级学术带头人；二是有最少不低于三个人的基本团队；三是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四是按照同一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相关性的系统研究；五是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与发展不同的档案学派，既是档案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档案学成熟的具体体现。档案学研究过程中，虽然对有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比如档案定义与本质、文件与档案、档案与商品等问题的学术争论。但对于某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形成特别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通常对于一个学术问题，争论时候很热闹，争论过去就基本结束，没有学者沉下来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并不是说档案学一定要形成学派才算成熟，但学派形成的确是可以看成是档案学繁荣成熟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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