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小说论稿》：
如果说杀妻逃难事只是迫使李自成走上起义之路的第一步，那么金县哗变（第二十六回）则是直接导致了李自成走上起义之路的转折性的一步。李自成在杀妻之后，投奔到甘肃杨总兵的麾下。在军中，李自成表现不俗，由亲兵到总旗，再到把总，一路提拔上来。当时由于清兵围困京师，甘肃巡抚梅之焕出师勤王，杨总兵亦愿同往，于是杨总兵就将军中大权交给没什么本事的王参将，李自成等人心中不满。在金县筹粮时，知县拒绝筹集，李自成手下在县衙大闹，却被王参将手下痛打。此事激怒了李自成，与王参将相见时，李自成亲手将王参将刺死。这样，李自成最终走上了起义之路。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军中不能量才为用，上下级军官之间矛盾重重；二是军队与地方不能有效地协作，特别是军队粮饷，地方政府与军队没有较好的合作；三是紧急与常态没有有效处理好，京师紧急固然需要勤王，但也不能置地方于不顾。
李岩是否实有其人，是史学界一大公案，但他却是李自成题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李自成后期重要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李岩投闯事从《剿闯小说》到《新世弘勋》，再到《樵史通俗演义》，它们之间明显有承袭的痕迹，只不过到了《樵史通俗演义》，杞县知县被冠以宋姓，其余的事件细节基本上大同小异。“河南开封府杞县……连年荒旱，米价腾贵，县官不知抚恤穷民”（《剿闯小说》第一回），“一味比较钱粮。镇日里把这些粮户，打得血流淋漓，啼号嗟怨，单作成讨卯的书手，行仗的皂隶，吃得肥头胖耳，积得产厚家饶”（《新世弘勋》第五回）。李岩将自家粮食分给饥民，却遭知县囚禁，从而激起饥民义愤，饥民“顿时聚了千人，杀人县衙，先把宋知县砍为数段，……另有一班杀人牢里，放了李岩并久滞狱底的囚犯……”（《樵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九回）最后，李岩同其兄弟李牟率民众一起投奔李自成。这一事件，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贪酷县官无见识，致令良善作强徒”（同上）。这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深刻问题。
总之，我们通过以上几个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作者在创作《樵史通俗演义》时，极力在营造自己的反思语境。我们试想，假如当时的民风纯正，李自成就不会杀死妻子；假如艾同知处事得当，李自成也就不会逃难他乡；假如军中量才为用，李自成也就不会走上起义之路；假如宋知县能妥善处理群体事件，李岩就不会投奔李闯。当然，历史是不能、也不允许“假如”的，但它能为后来者提供可鉴之处。这亦正是作者反思的真谛所在。
那么，李自成题材小说在反思阶段的遗民意识又出现哪些新变化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反思明亡原因。明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而李自成题材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反思这一深邃问题，却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在采录阶段，李自成题材小说主要是作者直接评述，虽然有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深度与广度上却有明显不足。到了反思阶段，李自成题材小说则直接以叙事的方式在字里行间中表达作者的反思，在深度与广度上均超越前者。上文述及李自成起义三事，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反思了明亡的原因，如晚明的民风不纯与饥民成群，地方官员的贪得无厌、昏庸无能，军中不能量才为用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樵史通俗演义》在描述明廷镇压包括李自成在内的明末农民起义时，在军事上连连失误，亦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反思与《明亡述略》卷上的总结有不谋而合之处：“呜呼！用兵之法，审势而已。我众彼寡利用战，彼众我寡利用守，故战无不胜，而其几莫可失也。守则或乘其懈，或待其变，而有交之，姑缓之而不容急也，则守亦所以为战之地而已。杨鹤、陈奇瑜之时，贼势未张，故数战数天，免二言抚，此一误也。洪承畴、卢象昇战无不胜，而不与竟其功，此二误也。熊文灿庸才，再以抚败，杨嗣昌曲从之，此三误也。至嗣昌为督师，贼势已强，宜守战兼用，顾撤四川兵，使不克守，俾湖广之战遂无功，此四误也。”《樵史通俗演义》能从政治、经济、军事、民风诸方面反思明亡的原因，在清初遗民小说中，甚至清初遗民文学中，实属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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