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直隶警政研究》：
清末，地方办警经费向来不列人中央财政预算之内，均由各级地方当局自行筹措，直隶省的办警经费也不例外。开办巡警是需要大量费用的，而且随着警政的推广，其所需的经费也越来越多，各地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去筹措。
保定、天津两地的办警经费主要来源于城中所收的房、铺、车等捐。保定工巡总局就设有房捐、铺捐、车捐、门捐、船捐各科，专门管理上述各捐，并规定各科“科长均应遵守定章收受捐项，并应密查隐匿不报及以多报少等弊”②。房捐，每月按租价收捐，已修街道抽百分之四，未修街道抽百分之二。铺捐，分钱铺、杂货铺、绸缎、铜、锡、米、麦等铺和刻字铺、卖座茶园、不卖饭不存货客店等名目。车捐，官车、民车一律按月抽捐，分货车、轿车、人力车各项，货车又有大小车之异，轿车则有载货轿车、公馆轿车、客座轿车之异。门捐，亦分大车、小车、货车、客车等项。船捐，按船之宽窄或大小分别等级酌收捐款。各捐都有票据或执照，以便稽查。后来，保定工巡总局又创办了戏捐、妓捐等捐项。③天津南段巡警总局设有捐务科管理各项收捐事宜。房捐，按房租多少抽收。铺捐，分商铺、客栈、当铺、饭馆、澡塘等名目，各名目中又分等级，商铺分七等、客栈分六等、当铺分二等、饭馆分四等。车捐，分人力车、大车、小车、地扒车等项。摆渡捐，分三等抽收。另外，还抽收戏捐、窑户捐、妓捐等，窑户捐分四等，妓捐也分四等，戏捐则无等级之分。④但是，即使是如此巧立名目，竭尽所能去搜刮民财，经费仍不足用，还需设法弥补。保定警费之不足部分，在光绪三十年八月后，直隶省在获鹿增设铁厘卡，征收山西入境的铁厘，“由铁商窦继宗等每年包纳铁厘银一万两……按季解交练饷局，凑发警饷”⑤。天津警费之不足部分则由津防练军军饷移挪补足。
直隶各州县的办警经费，省宪早有明确规定：“各州县创办巡警，皆由各该州县就地筹款，不得另请款项”①。综观直隶各州县的办警过程，其经费最初主要是将支更费、青苗会、迎神赛会、演戏、不入祀典等款改办酌提，以及将编查保甲费、设立窝铺费等更变使用。但是，这些款项各州县并没有多少，收入甚微，根本无法满足办警所需。为了完成上级的办警命令，各州县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想方设法去筹措经费，从而造成了直隶地方办警经费的来源混乱。直隶许多州县城内办警都抽收商捐，例如，涿县、邢台县、沧县、高阳县等县。热河为筹经费开办了粮捐和车船木炭捐，赵州则将“裁汰保正、保地查提粮差中饱盈余各项酌拔巡警经费”，无极县则按粮银多寡派捐。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干脆连名目也不开具，直接强行摊派，如玉田县办警，“所需经费除拔用青苗会、支更费外，并向各区筹摊，每大区每年一百三十两，中区各八十两，小区各六十两”。②
办警经费由各州县就地自筹，无统一标准，体制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弊端。当时就曾有人指出：“查各州县警款筹划之法，或系保甲旧费，或系商铺捐输，或系按亩摊派，或系各项杂捐，率皆目前支应，究非常年的款。既无的款，则筹法混杂，则弊窦丛生。如各处警款之由乡董管理者，每至发饷之际由董事临时摊派，任意开支，开支过多，势必弥缝，弥缝则中饱，难免摊派不齐，势必赔垫。”③鉴于此，直隶警务处在光绪三十二年对各州县的警费筹措办法做了统一规定，要求各地“以二十顷地公养巡警一名，倘地面瘠苦或再展为三十顷养一名”④。这样按土地征收警捐逐成定制。但是，直隶各州县的警费筹措制度实际上仍未能得到完全统一。因为，各州县土地基本是固定的，除了办警经费，其他新政以及新旧赔款等经费也变着法地从土地上收取，而兴办巡警所需经费数额又很大，所以各州县除亩捐之外仍要开辟其他经费来源。直隶总督陈夔龙自己也承认：“直隶全省巡警经费业已筹定，除商铺各捐外，以亩捐为大宗，约占十分之七八。”⑤可见，直隶办警经费中十分之二三还要从商铺各捐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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