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官与治民：清代律例法研究》：
刘儒恒是本案我们特别关注的讼师。如果说任儒同完全没有是非，理应受到惩罚，然而与任儒同不同，正是讼师刘儒恒的介入，才使得三命之案得以转圜。梳理寿州案有几个关键环节，都是刘儒恒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才使得案件向事实依归，最后得到较公正的判决。一是寿州案发后一年有余，已经由原被双方“私下和息”。作为尸亲，张伦之兄张怀因为与张体文家本是同族，而张伦在张家做杂务，即得到张家的照顾，遂对张伦之死没有异议。李赓堂父子的尸亲李东阳已经拿到张家二千四百两银子，知州郑泰因没有按规定上详，有把柄在任手中，遂通过管门家人苏三也给李东阳五百两银子。至此，当事双方已经取得“平衡”。其后重新提起诉讼的是与尸亲没有关系、同姓不宗的李复春，而李复春的状子是刘儒恒所写（刘儒恒称他看过，这是讼师规避惩罚的通常做法），随即江督陈大文受理，并审出通奸谋毒。这是寿州案的第一个关节点。而陈大文之所以受理，是因为主要涉及知州郑泰匿案、书吏衙役通同舞弊。李复春的控状能够控准，这是需要借助讼师刘儒恒的“刀笔功夫”。铁保在奏报中称三命之案本是中蛇毒而死，无所谓通奸，是李复春“突出”，才有后来的“通奸”“谋毒”。
寿州案的第二个关节点是鄂云布诚轻情节，即没有改变因通奸谋毒的事实，但犯罪主体变为家长且已故的张体文，而包括郑泰在内的官员责任被“化小”，这是官府惯常的“化大案为小”的做法。此时，正是刘儒恒遣子刘荣先京控，并先在刑部审理，使得寿州案的更多情况在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备案”，同时也敦促此案的审理。其后最终判决的基本事实整体没有超出这份“备案”。此时如果没有刘儒恒一控，案件会以“温和”的方式结案，但真凶不会出现，张家名声虽有损失，但用的是张体文怀疑胡氏与张伦通奸而谋毒，至于是否真的有通奸之事，没有确定。同样，张家人受到一些惩罚，包括张体文的孙子，而他是未成年，可以通过纳赎解决。由于刘儒恒一控，刑部有了初审，请旨派新任总督复审。
寿州案的第三个关节点，也是惊天逆转的一次，是铁保的复审定案。这里本案至关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因为他颠覆了通奸、谋毒的陈大文之奏、鄂云布之初审。逆转的关键是抓到了讼师刘儒恒“诬告”。因此如前所述，铁保把案件偷题转换为“遵旨审明讼棍诬奸毙命重案核拟具奏事”，此次案件完全“平反”，而讼师刘儒恒成为主角，因为讼棍例不足以惩治，按凶恶棍徒例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而张大勋等前经陈大文奏准革除的举人要开复，“平反”昭雪的官员遇昌、周锷等要议叙。这也是寿州案发以来地方高官第一次正式的结案报告。此次刘儒恒成为被告，也成为最大的“输家”。刘儒恒当然不会接受，遂有遣妻第二次京控，也才有初彭龄之抚皖，才有寿州案回归真实，才有张家一死（张大有斩立决）、一遣（张大勋），才有被害人分得张家家产的经济补偿，才有多位大员遣发新疆。在初彭龄第一次奏报“大概情形”一折中，从叙事的逻辑关系中，已经非常清楚表明刘儒恒起到的正面作用。在叙述铁保“平反”前后与初彭龄抚皖的关联时称，“刘儒恒遣子刘荣先以减轻情节赴京呈告，奉旨饬交督臣铁保，审系烘板中毒身死，并非因奸谋命缘由核拟具奏”，“适刘儒恒之妻刘汪氏复赴都察院翻控，奏奉谕旨，交臣（初彭龄）审办”。嘉庆帝关于寿州案的第一次见诸实录的谕旨，也证明刘儒恒对寿州案的推动：谕军机大臣等：安徽寿州民人张伦、李赓堂、李小八孜三命中毒身死一案，前因屡控屡翻，交初彭龄审讯。这里的“屡控屡翻”，确切说，就是刘儒恒分别遣子、遣妻在都察院和步军统领的呈控。而作为被告的张家，以及原告李复春，在此前都没有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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