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国学/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文库》：
皮锡瑞经学历史把经学分成十个发展阶段，即开辟时代、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变古时代、积衰时代、复盛时代。其中两汉就经历了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四个时期。皮氏是今文经学派，他认为孔子定“六经”开辟经学，孔子之前有书无经。例如《书》《诗》在孔子之前都有数千篇，但那不是经，因为微言大义不明。孑L子定《书》百篇，删《诗》成305篇，《诗》《书》才成为垂范万世的经书。这一点可商榷。实际上，即使孔子定成“六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它们也不会成为经。秦以前，“六经”地位不佳，虽是显学，不过是儒、墨、法、道诸家中的一家。所以，经学开创由西汉始，没有汉王朝的支持，“六经”就不成其为经。
经学在西汉初始立。汉初定天下，百业待举，首要的是吸取秦二世败亡的教训，制定新的治国方略。汉高祖刘邦认为自己是在马上打天下，不信儒学。有谋臣劝他说，在马上打天下，并非可以在马上坐天下。叔孙通这个人对儒学复兴是有功的，他是秦博士，归汉以后，很识时务，顺着刘邦的心意，逐步启发刘邦对儒学的兴趣。他说，儒学虽不能进取，但可以守成。叔孙通按儒学制定的礼仪，刘邦果然很欣赏，任他为太子太傅，叔孙通的弟子也多被任官，这是儒学在汉复出的开始。惠帝、吕后时，公卿都是武力有功之臣，儒学未受重用。文帝时，有儒生稍有征用，并立《诗》经博士，但汉文帝本好刑名之学。景帝时不任用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儒学之士始终没受重用。
儒学的大翻身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立《诗》（文帝时已立）、《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武安侯田蚧为丞相，又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用文学儒士，凡通五经之一者，都受俸禄为官，一些治经有成就者，更高居显位，如公孙弘因精通《春秋》升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
经学自西汉元帝、成帝至东汉，处极盛时期，全社会上下尚儒崇经成为风气。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后，成为惯例，凡丞相必用精通经术者。公孙弘还建议，为弘扬经术，请为博士官设弟子50人，凡学经有成，都有任用，开中国明经取士之先。朝廷对这些因通经术而受任用的人给予极高的礼遇，不但任官，且免赋税。兴经学导以利禄，这是汉代推动经学发展的重要策略。自此，学习经学成为时尚，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学生达到了万余人，是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西汉重经学讲究实用，朝廷制礼仪，定治国政策，必引经据典；官员论辩，帝王论政，也必定引用经文，出口成章；凡议论，不引经便无以作据，不足信。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确实努力实践经教，并不浮于空泛议论。所谓经学极盛，这是重要标志之一。“经”不论从国家施政还是生活言行上，都是实践的准则，起行为规范作用。这其中似没什么学术性，实际是“有经无学”，经文已明，照着做就是了，对“经”本身不能再生议论，皮锡瑞称此为经学昌明纯正的表现。当时流行的经文，主要是由“焚书坑儒”劫后余生的耄耋儒生口授，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成，故称为“今文经”。
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始于西汉。秦始皇坑儒，经书都在该烧之列，《易》按占筮书论，《孟子》按诸子书论，躲过秦火。其他如《诗》是口耳相授，焚书也奈何不得。汉初倡儒学，凡无字的“经”，方开始书于帛卷上，这就是“今文经”了。另外的被秘藏而躲过秦火的经书，例如《书》，则是先秦篆书书写。所以，汉初经书就有今古两种文字的版本。
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一批先秦经书，自然都是古文，这与当时已存在用今文（隶书）书写的经书有同有异。孔安国得到这批书，用今文读之，并请求立博士，这便与已获认可并占据一统地位的今文经博士们发生冲突。西汉末刘歆极力要打破今文经的统治地位，力争古文经的地位。刘歆后来做了王莽的国师，助莽篡汉，古文经的名声也随之大坏。东汉时期，今古经已不是两种文字的异同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解释经书的意义，出现经今文学派和经古文学派的对立。
由于以利禄作导向，两汉学经论经蔚然成风，皮锡瑞看出这极盛之中已隐含走向衰落的趋势。今文经占统治地位时，学经极重师徒传授统绪即师法、家法，论经者绝不能背叛师门家规。古文经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静，辩论经义已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开始出现对今文经的疑虑。有人认为今文经的风气不变，便难以经受古文经的诘难。于是，各种不同的经说纷纷萌生。其实，从经学发展过程看，这也是必然。就学术上说，也未必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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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学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