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先导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运动，其中蕴含着人类理想的政治价值观。共产主义作为实践运动，是共产主义政治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这种价值观构成了人类*高的政治价值观，因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的价值观先导。
一、“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先导总论
国家治理的*要问题是价值选择问题，或者论证“价值观先导”之于国家治理来说具有怎样的无条件的开端意义。无论是从人类的天性还是从纵深的人类社会历史开始，这一结论都是清楚的，并且无论人们是否在理论上已经意识到上述价值观先导之于国家治理的决定性意义，都已经在现实中按照这一重大关系完成着人类的历史性生存活动。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行为，实际上在思想史中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中从来没有被中断过。概言之，东西方的政治哲学，无不是在为一个共同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民族）寻求“向善而生”的治理之路。正如《礼记 礼运》中所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休谟认为人类社会治理的基础是某种“善、博爱与同情”而形成的“共同利益感觉”①。如同康德所说的，一个摆脱“自然状态”的“公民—社会状态”是绝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个社会性的共同体一定是“被建立起来的”②。席勒指出，“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只能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力量，而在道德的状态中他支配着这种力量”③。也正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国家共同体的治理行为，绝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仿佛在自然机械因果链条中“水到渠成”般就能实现，相反，总是要在人类理性的价值选择中才能不断地在接近通往理想的共同体的向善之路上接近终极价值。
1. “善”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价值承诺
国家治理是一个价值选择的活动。对于国家共同体各个领域的治理，都面临的问题是“朝着怎样的目标治理”。这一治理目标从根本上说不是在经验中要达到的某种具体的目标，而是说，国家共同体的治理应该在总体上使每一个治理行为都对那*为根本的目标有所助益，而这个根本的目标不能是某种具体的经验对象，而只能是某种“价值”。国家治理的“价值”看起来是抽象的，凡是价值就存在好坏善恶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全部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因此，对于国家治理来说，*为根本的任务或*要的任务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明确“什么样的治理才是好的治理”。这就表明，国家治理行为总是和某种“价值”相伴随，这个“价值”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灵魂和统摄。离开某种“价值”的指向，国家治理将会失去方向。因此，事先明确价值导向，是一切国家治理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的国家和共同体迷失方向的话。
人是理想性存在，就是说，人总是天然地追求“善”的存在。向善而生是人的自然本性，但这个善总是在共同体的意义上变得更加复杂。迄今为止，东西方政治哲学的*高问题就是何谓“至善”的问题，西方也称之为“自由”“正义”等。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16—17 世纪的《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等开启的“空想社会主义”，无不是对美好的共同体之“善”的向往，这些向往表达了人类向善而生的本性。正是凭借思想家们提供的种种美好的价值理想，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不断趋向于这些理想，才去寻求构建完美的共同体之路。这些在本质上都表明了人类*为基本的生存结构：基于价值观先导的生命实践活动。因为对于个体来说，什么是善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性。但是，作为共同体来说的善，就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每个个体都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和理解能力，导致在共同体追寻善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这也正是国家治理所遇到的*为根本的难题。国家治理如果不是盲目的，就必须要对治理的方向给予预判，即在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张力关系中实施治理行为。这在本质上始终包含着要把国家共同体“带向何方”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国家治理这一重大的生命行动来讨论“价值观先导”就成为一项关乎共同体命运的重大的理论事件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作为共产主义的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迄今人类为自己提出的*为科学的理想，因而共产主义也成为*根本的“价值观先导”。
2. “过渡时期”的国家及其政治价值先导的特殊含义
讨论国家治理，还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所给出的“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具体说就是“国家”在通往共产主义途中的位置。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对“国家”的本质的理解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这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而发现的，并作为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重大成果而提出来的。其后，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②。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地上的精神”③，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不同的。黑格尔把国家视为绝对精神在人世间实现返回它自身的一个“定在”性的条件，即作为人类的有限生命不得不在地上的共同体中生存，那么“国家”就被赋予绝对精神的现实环节这一神圣地位。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事情恰好相反，国家并非那么神圣，因为国家恰好是人类不够神圣，为了保护自己阶级（这一阶级只是因为利益不同而形成的）而不得不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工具”。因此，国家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么神圣，相反国家意味着人类的有限性，是“必然王国”。德语中的“存在”一词写作Sein，而“本质”一词Wesen是Sein 的过去式。④也就是说，辩证思维中本质乃是因对存在的否定与抽象而成的理念，即消逝了的存在。国家的本质亦是如此。国家作为消亡的存在，其*终本质应当是共产主义理念。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王国”是由“国家的消亡”而形成的共产主义。
然而，国家的消亡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每一个历史事物的性质。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内容。这样说的目的在于明确：“国家”在通往自我向往的路途中，要经历怎样的过渡环节；在这样的过渡环节中的国家，应该如何完成它的有限性使命而扬弃在更高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这或许是当代讨论国家治理问题时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给我们提出来了。至于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则完全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对于中国来说当然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中做出回答。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完成它的治理？这样的治理要依托怎样的价值观先导？因为如果离开这一价值观先导，国家治理将无法在世界历史特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整体图谱中确定它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观先导”之于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便凸显出来，也由此把问题直接引向了国家治理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问题，而这其中始终无法回避的就是“价值观先导”。
政治哲学核心是要探讨国家共同体的可能，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其中的一种方案。但这一方案之所以比较彻底，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即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形成人类共同体这一目标而提出的共产主义方案。这就使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方案具有了终极意义，而且作为终极意义则必然为作为“必然环节”的“国家共同体”提供*彻底的价值定向。如果不考虑人类共同体，则单个国家共同体将无法获得*终保障。*明显的例子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护卫者”视为“理想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说护卫者的工作是*重大的，他就需要有比别种人更多的空闲，需要有*多的知识和*多的训练。”①意义在于，如果一个国家要是遭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则无论该国家自身内部如何保证正义，都无法使该国家*终成为真正的共同体，甚至该国家将无法持续存在下去。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柏拉图才提出必须要有“护卫者”才能确保“理想国”成为可能。然而，在近代的政治哲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等则明确把探讨国家共同体的问题引申到了人类共同体，即世界历史的高度上，这无疑对探讨国家共同体提出了更高层次的价值导向问题。也就是说，仅仅着眼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共同体而确立其价值导向，并不能在根本上绝对地保证一个国家的持续存在。相反，只有*先把人类全体的共同体视为目的，并以此确立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导向，才能为某一个具体的国家通向全体自由提供终极价值的保障。可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并没有考虑到要充分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体的问题，但一定假定了民族国家之间只要通过“护卫者”保证均衡，那么理想国蓝图的实现就只剩下国家内部问题需要解决了。
实际上，直到近代，英国和欧陆政治哲学也没有把人类整体的共同体问题视为*终问题，似乎对于人类来说建立这样的共同体是十分渺茫的事情，所以更关注的仍然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问题。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世界历史的问题，但康德似乎是比较乐观地把人类永久和平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来加以论述，而黑格尔则只是为了他构建的绝对精神而不得不将研究范围“延伸”到世界历史中，这便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题。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与马克思相比，对于人类总体性命运问题的思考，黑格尔采取的是“密纳发的猫头鹰”①的做法，即只是在世界历史经历过后，反思世界历史的“本质”之于绝对精神的各个环节而已，而马克思则带有强烈的实践精神和意志，试图把人类从现实中带向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尽管马克思被西方一些哲学家贬斥为有些许“理性的狂妄”，但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马克思对人类所持有的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及浪漫主义的追求，只是情怀的理想化。事实上，从历史性生存论境域上看，马克思不仅没有理性的狂妄，而且是*基于人的现实生存，要求突破理性中心主义、反对理性对人感性的褫夺和僭越。他强调，“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②。人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从而“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③，才是马克思理想化情怀的根源。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比以往任何“解释世界”的哲学家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哲学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④较之黑格尔“密纳发的猫头鹰”的比喻，马克思则将哲学比作“高卢雄鸡”⑤。
把未来理想引入当下的“改变世界”中，这就为人类的世界历史注入了由理想性关照现实性的“动力”，这绝不同于黑格尔放任世界历史在“战争”中自我通向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的那种态度，也不同于康德诉诸“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①而把人类命运完全托付给了“天意”的做法。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国家”作为共同体就注定是有限的，而“国家的消亡”才是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也是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的内在规定。但是，这只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是可能的，而在此之前，必然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根据列宁的看法，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不是一劳永逸就能实现的。相反，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存在就是必然。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因而只要阶级对立还没有完全消失，国家的存在就是有必要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则在国内消除了资产阶级，尽管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残余，但已经不足以把国家限定为阶级对立意义上的“统治工具”了。比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要解决阶级对立的矛盾问题了，而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世界范围内仍然受西方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从事资本剩余价值的剥削。在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