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道溯源/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
梁启超曾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前论”部分引用《尚书·皋陶谟》中的文字讨论“天道的思想”‘：“……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悖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他继而做了如下发挥：
则也、范也、叙也、秩也，皆表自然法则之总相。因则而有彝，因范而有畴，因叙而有典，因秩而有礼。则自然法则之演为条理者也。此总相即后此儒家道家之所谓道；其条理，则后此儒家之所谓礼；法家之所谓法也。而其渊源则认为出于天。前此谓有一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挥人事者，既而此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名之日天道，公认为政治所从出而应守。若此者，吾名之日抽象的天意政治。梁氏之所以首先选择《皋陶谟》中的这段文字阐释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天道思想，显然与他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特质的认识有关。《皋陶谟》中的这段文字比起《尚书·吕刑》中j‘绝地天通”的表述，确实更能揭示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把握，它不仅揭示出天道与人道的内在关系以及人能代天而行的观念，也表明典、礼、德、刑乃是“政事”之当为。
《周易·系辞上》阐发道、善、性、仁、知、德相互贯通，且以“生生”之“易”为其根基：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周易·系辞下》也表明天地大德、圣人、仁、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之大德日生。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
老子论述天道与人道之异，解释作为有道者的圣人矫治人道偏颇的功能与作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揭示了“道”与“德”之间的内在关系：“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庄子亦日：“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并以德、道、仁、义并举：“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庄子·缮性》）《管子·心术上》同样关注“道”与“德”的相互关系：“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道在德中，道因德而彰显。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