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民生/新中国往事》：
共产党一夺取政权，就面对供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伙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命令，将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国务院命令的颁发和执行，郑重宣告供给制成为历史，干部子弟学校体制走向了终结。
从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须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个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实行寄宿制，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联的费用。从1956年开始，全国所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整个建制，包括人事关系划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韩作黎被任命为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兼党组书记。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的子女，父母到边疆工作、无人照顾的子女。必要时也可以考虑就近入学。
转轨之后，供养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对于大多数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少人1955年9月1日刚一开学，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人。而有些人，比如胡绳的儿子胡伊朗等，则改为走读。
取消供给制受影响最大的是众多烈士遗属。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家庭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自己克服困难，不向组织上伸手。以秦邦宪的遗孀张越霞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职务，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六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亲自出面，为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有关部门查出有人贪污了博古的一笔稿费，追回将近1000元钱，组织上将这笔款子转给了张越霞。她拿到这笔钱后，主动把孩子们的生活补助额度退了。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掀起过一股“砸烂干部子弟学校”的巨澜。干部子弟学校身背“脱离群众”和“特殊化”的骂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都以为那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许多老师因此受到冲击，遭受严重的人身侮辱。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老师更是被戴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整得死去活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打砸抢的机会，肆意劫掠公私财物，几乎使学校的珍贵财产和文物损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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