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今天很多人的认知不同，教育社团对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不少今天的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理念、教育规范，实际上正是由这些民间的教育社团在那个由封建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时期提出、制定、推行，并为随后的教育管理者所沿袭采纳，多方合力塑造了我们今日教育的面貌。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这些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教育社团又走向沉寂，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研究民国教育社团，不仅是对一段教育史、学术史的系统性回顾与总结；了解它如何在短暂的数十年间登上教育舞台并大放异彩，同样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实践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教育社团研究》一书的历史意义与其学术意义同样值得读者细细品味、鉴赏。
在民国短短几十年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社团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是教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空白的填充者，上至学制改革，下至课程调整，处处可见它们活跃的身影，而其独有的「民间」属性，更令他们在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如鱼得水。本书从研究民国教育社团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入手，结合整体叙事与个案研究，较为清晰、全面地还原和展现了民国教育社团的本来面貌，更为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提供了独到的角度和全新的视野。
民国初期的教育行政者鉴于国家情形，对于清季兴学时兴起的教育会制度，加以保留并进行了改造，教育会中人，不仅继续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进步，而且还谋划联合起来组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此促进全国教育事业的同步前进，在中央教育行政及省级教育行政式微之时，该联合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赞它对“吾国教育，贡献甚大”[1]。其实它也可以看作是从另一种形式上继承了清末兴学的一大教育遗产。
一、现实的需求与既有的成例
民国初年的教育行政者决心保留教育会这种组织形式，并予以改造，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建设的需求，于是颁行了《教育会规程》，规定其以“研究教育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为目的”[2]，分为城镇乡、县和省教育会三种，并且“互为联络，不相统辖”，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一）民初中央教育行政的更迭频繁
民国初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为了发展教育而邀请留学日本专攻教育的范源濂（字静生）相助，当时蔡、范之间曾有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蔡对范说道：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做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3]
蔡元培为国民党党员，范源濂为共和党党员，蔡邀请范相助时，国民党里有不同意见，共和党内也有异样的声音；但蔡毫无党派的观念，不愿将教育部视为国民党的地盘，专用党内人员，再加上他一心发展教育的愿望和热忱，打动了范源濂。
二人在商量教育部部员组成时，也是持“公忠体国”的态度，蔡元培回忆到：“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4]对于这样的人员组成，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评价道：“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已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濂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5]据范源濂回忆：“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6]
但是蔡元培与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同，无法长久合作，而且蔡发现“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7]，在唐绍仪同袁无法共事辞去国务总理后，蔡元培不愿再作“伴食”之阁员，邀集同盟会成员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次长王正廷一同辞职。袁派认为这种行为是“拆台”，于是极力挽留，但蔡“持之甚坚”。[8]在给新总理的辞职信中表示：“到部视事，亦至迟以14日为截止之期。”[9]
民国初年，政治纷争，政潮起伏，变化莫测。蔡、范二人虽有“公忠体国”之心，想着“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但是二人与袁世凯一派终究合不来相继辞职，由此拉开了北京教育部不断更换教育总长的序幕。
[1]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35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 朱有瓛、戚名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60-262页。
[3] 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载《传记文学》，1962（6）。
[4]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黄远生：《新政府之人才评》，见《远生遗著》，卷二，第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6] 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载《传记文学》，1962（6）。
[7]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10页。
[8]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11页。
[9] 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第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蔡、范二人辞教育总长职后，刘、陈二人曾各兼署总长月余，无甚贡献；其后由董代行部务4个月，又换成汪，不足半年，又换成严；严未就职，又寻人代理；相对而言，汤任职时间较长，但民初教育部那种焕然一新的气象，极想做出一定成绩的热忱却就此消散了。
（二）民初省级教育行政地位的下降
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如此动荡之时，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也出现了问题。
曾任江苏教育厅长的蒋维乔对此有一段详实的回忆，民国元年（1912）的时候，各个省都设有掌管全省教育行政的教育司，司长隶属都督府，待军民分治以后，改隶民政长，各省教育稳步上升。然而到了民国三年（1914）2月，袁世凯下令将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原教育司长一律裁撤，关于教育事务改由政务厅教育科负责，科长位卑权小，难有作为，故而各省教育行政陷入混乱的状态[2]。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有识之士认为应当有所表示、有所建言。1914年6月20日，以直隶省教育会会长张佐汉为首，联合北京、山东、奉天、山西、黑龙江、陕西、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广东等省教育会，共同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要求各省教育行政独立。[3]但是，呈文如石沉大海，各省教育行政混乱状态并没有根本改进。
（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应运而生
各省教育行政的无所作为和中央对此持不闻不问的态度，激发了民间的积极性。于是浙江教育会、奉天教育会等有召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动议。其后由直隶教育会给教育部呈文，申请召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才促成此事。
1、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1914年，直隶教育会会长张佐汉给教育部的呈文，对于此事的缘由交待得非常清楚。他说：“教育为治国之要图，国之富强，端赖于是”，虽不脱“教育救国论”的色彩，但此论断在 当时很有说服力，特别是民国成立，政体变革，正是大力发展教育、以建成富强国家的大好机会，所以应当“毅力促进，庶观厥成。”然而民国成立，转瞬已经三载，现实却是“国步维艰，经费支绌，各种教育不免萎缩”，好在国际形势对我有利，欧洲各国正陷入大战之中，我们更应“乘此时机，卧薪尝胆”，为“筹生聚教训之方，得取事半功倍之效。”只是教育事业极其特殊、又极其复杂，关于家庭教育、关于学校教育、关于社会教育，“如何计划，始合进化之趋势？”“如何布置，始免不完备之指摘？”“如何教诲，始得收良好之结果？”若考虑不周，贸贸然施政，往往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美先进各国的做法是，由教育社团开全国性的会议，讨论教育问题，以其共识条陈于教育行政机关，如此行事“既无上下隔阂之虞，又无远近分歧之弊”，“法至善也。”清末兴学之时，国内亦曾仿行此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张佐汉自述目睹教育界的困境，辗转反侧，想寻求破解之法，但“兹事体大，非管见蠡测所敢臆断”，于是拟“邀集各省教育会，推选教育家、富于学识经验者”来“共同讨论，各抒心得”，即便是“离娄鲁班”，也可“各输长策，为教育界稍助螳背之力。”希望教育部能够赞同开联合会的主张，同时能够“派员监临，藉资指示。”
教育部对此批示，“据详拟开全国教育联合会，共同讨论教育事宜，可谓知所先务，事属可行，务即悉心筹备。”对于派员莅会的请求，教育部也表示“可也。”[4]这样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了。
2、清末的教育总会联合会
需要注意的是，集合全国教育精英，商讨全国教育事宜的形式，并非在民国才产生，在清末已有先例。1911年，各省有识之士为“公议关系全国之教育事宜，期于改良进步”，在江苏教育总会牵头之下，组织了全国教育总会联合会。讨论范围包括：⑴全国教育方针，⑵初等教育普及方法，⑶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之规划，⑷其他关于教育范围以内之事。该会由各省教育总会公推代表二人，未成立教育总会的省份则由咨议局公推代表组成。[5]首次年会，聚集11省代表22人，议决教育提案10件，并将其分为呈请学部实行与各省自谋进行两类。张佐汉在给教育部的呈文中，也说该会“虽其时为创举，而所议已有足多者。”
对于全国教育总会联合会的定位，唐文治认为其“目的在沟通各省教育界之知识与情谊，以期对于学部可发表共同一致之意见，对于内部得酌量本地方之情势，为各方面之进行，务使所持之教育主义勿入迂途，适于生存竞争之世界。”[6]
首次年会结束之后，学部奏请设立中央教育会，为其教育行政之补助机关。江苏教育总会认为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可为“中央之补助”，因为“海内教育大家苟相与发挥其所心得，勤勤恳恳，各以其正当之主张求贯彻乎教育之原理，而一一消释社会心理之障碍，俾主持教育行政者，得依据此正当之理论而渐有正常之设施。”[7]原拟下年四月继续开年会讨论教育事宜，不料此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政权更迭，此事也就暂告中止。
3、各省教育会积极响应
如前所述，各省教育会拟召开全国会议，既有前例可循，又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于是直隶教育会又向各省教育会发出一则通函，内称：
民国成立，倏已三年。教育一途，日形萎缩。固由国家财力支绌，亦由国民失责不专，有以致也。比者欧洲战役方酣，正我国民对教育积极进行之会。夫欲群固统一之政府，以对外而生机能。然必养成统一之人心，以对上而尽职分。此中枢要，舍教育麽由也。吾国幅员广漠，南北殊习，同事一职，而眼光所注或殊，驯至国民之精神各判，则遗害于国家之发达者实深且巨。……兹由某等详请教育部，于四年4月，在津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已蒙批准。着敝会悉心筹备，届时并由部派员莅临。素仰贵会热心教育，雅抱宏筹，积极建言，当仁不让。务请贵会推选代表二三员，于明年阳历4月20号前后，一律到津与会。并请将代表人员额数推定后，先行函达，以便筹备一切。除代表赴会川资，由各省自行筹办外，一切开会设备各费，统由敝会先行筹备。[8]
直隶教育会的提议，得到了各省教育会的积极响应，共有24省53名代表出席了1915年4月23日至5月13日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章程》，规定“联合会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组织而成。”至于组成会员，既吸收了清末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的规定，又加以了改造，如清末时规定“本会会员不纳会费，其赴会所需之费得由本省教育总会公费内开支”，此次规定“本会会员概为名誉职，所需旅费，由各地方自行担任”，实际上“名誉职”就是不必纳会费之意，主要区别在人数上有扩充，规定“以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推选代表三人以内充之。”[9]
暮春之际津门的这场会议，虽是受激而生，却拉开了民国前期教育界共议全国教育进行事宜的序幕，既继承了清末的教育遗产，又开启了一种新的机制，当时即有评论赞其会为教育界的“一线生机”，文曰：“民邦初造，建设为难，……教育二字，几淡然若忘矣。……幸也，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之设，业得教育部之许可，……四方冠盖，汇聚津门，就各地情形指陈利弊，集众人意见，商榷方针，其供献于教育界者，可卜期必不少矣，一线生机，吾于是庆。”[10]在此后的军阀混战之中，它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1] 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第56-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6。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教育大辞典·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第428页。
[2] 蒋维乔：《江苏教育厅三年的回忆》，载《改造杂志》，1946（1）。
[3]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256页。
[4] 《教育杂志》，6（9）。
[5] 朱有瓛、戚名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7-188页。
[6] 朱有瓛、戚名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9页。
[7] 朱有瓛、戚名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92页。
[8] 《教育杂志》，6（7）。
[9] 朱有瓛、戚名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06页。
[10] 竞明：《教育界一线生机》，载《教育周报》，1914（55）。
目 录
导论
一、选题缘由
二、关键词的解说
三、学术史的回顾
四、研究思路与全书结构
第一章 民国教育社团溯源与鸟瞰
一、新式教育与教育社团
（一）教育普及与教育社团
（二）清末教育遗产的继承
二、教育社团发展的脉络
（一）以往的关于教育社团的分期
（二）清末的教育社团：从自为到划一（1901-1911）
（三）民国前期的教育社团：改制、新生与联盟（1912-1927）
（四）民国后期的教育社团：调整、法人与联合（1927-1949）
三、教育社团发展的要点
（一）教育社团的三大类型
（二）教育社团的三次高峰
（三）教育社团的九大转变
第二章 教育会与地方教育
一、清末教育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一）教育会制度的发展
（二）教育会与地方自治
（三）教育会与地方教育
（四）教育会与“新教育”思潮
（五）教育会的问题
（一）新教育社团的兴起及冲击
（二）教育会的恢复与调整
（三）成为法人的教育会
（四）整顿之后的教育会
三、教育会的结束
第三章 教育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
一、现实的需求与既有的成例
（一）民初中央教育行政的更迭频繁
（二）民初省级教育行政地位的下降
（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应运而生
二、教育研讨的民间代议
（一）各省代表出席情况
（二）提高教育提案的质量
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运作机制
（一）十一届年会
（二）大会审查各省提案
（三）253份议案
（四）议决案的处理
四、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建树与存在问题
（一）议设省教育厅及县教育局
（二）主张废除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
（三）谋划教育经费独立及争取参与分配庚子退款
（四）推动设立陕西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五）制定“壬戌学制”的主角
（六）推行“新课程”、传播新教学法的生力军
五、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消退与再组的努力
（一）“移址开会”与“展会次年”
（二）“勿使中断”与两次重组
（三）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思考
第四章 教育社与专门教育
一、从教育会到教育社
（一）“地方之会”与“宗旨之会”
（二）联合而成与不断扩充
二、致力于职业教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缘起及成立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概述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推行职业教育所做的努力
三、传播“新教育”的新教育共进社
（一）以传播西方学术为职志的中华新教育社
（二）正式定名为新教育共进社
（三）五大教育机关合组《新教育》杂志社
（四）新教育共进社的“新教育丛书”计划
四、改进中国教育的中华教育改进社
（一）三大教育社团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
（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努力与分裂
（三）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后续
五、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华儿童教育社
（一）从幼稚教育研究会到中华儿童教育社
（二）中华儿童教育社着力推进儿童教育事业
（三）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发展
六、促进社会教育的中国社会教育社
（一）从“通俗教育”到“社会教育”
（二）江苏教育学院之建立与中国社会教育社的酝酿
（三）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成立与发展
七、各类教育社事业之总评
（一）同志入会及民间合议
（二）注重教育出版
（三）进行教育调查及教育实验
（四）与国际教育社团的交流
第五章 教育学会与教育学术
一、“教育学危机”与教育学者的应对
（一）难产的中国教育学会
（二）多重的成立动机
（三）教育学者的自由结合
二、中国教育学会的主要业绩
（一）确定每年三中心问题的研究方式
（二）中国教育学会积极出版教育书报
（三）向立法及行政机关贡献研究所得
（四）建构新时代的“教育专业道德”
（五）中国教育学会未竟的事业
三、中国教育学会的关系网络
（一）中国教育学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系
（二）中国教育学会与国立编译馆的合作
（三）中国教育学会与其他教育学术团体
第六章 教育学术团体的大联合
一、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的诞生
（一）关于联合办事处产生诸说之辨析
（二）中国教育学会准备出席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
（三）成立中国参加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
（四）改名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
（五）中国拒绝出席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
二、“国难”之下教育社团的大团结
（一）从七教育学术团体至十二教育学术团体
（二）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的事业
（三）改组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四）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之解散
三、民国教育社团的终结
（一）两支教育大军的会师
（二）又一次的“教育七团体”
（三）中国教育工会的兴起
结语
一、教育社团与教育行政
二、“官商士绅”与“学术精英”
三、“结社自由”与政治控制
四、教育社团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中、外文参考文献举要
索 引
附录一：重要章程及法令汇录
附录二：教育社团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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