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上的奇迹
《聊斋志异》的出现，堪称奇迹。如果我们视六朝志怪为古典小说的雏形，那么，唐代传奇便是文言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汪辟疆先生所辑《唐人小说》，网罗了唐代传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唐代小说家的成就和贡献。唐代以后，文言小说一蹶不振，历经宋元明三朝的漫长历史时期，直至清代康熙年间蒲氏的《聊斋志异》出现，才迎来文言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明代的《剪灯新话》，虽然影响很大，但是，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依然无法和《聊斋志异》相比。也没有超过唐代小说的那些优秀之作。而《聊斋志异》简直就是文言小说的绝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聊斋志异》足以和唐代传奇的总体成就相媲美。《聊斋志异》的异军突起，充分体现了作者蒲松龄的创作天才。唐传奇是一批作家支撑着一个时代的高峰，其中的优秀之作，大约有一百多篇，且大部分集中在中唐。而《聊斋志异》却是蒲松龄一个人的创作，蒲松龄以一人之功，一生之心血，撑起了文言小说的一个高峰，正如屈原一人撑起了一个诗歌的高峰一样。《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之作，也有近五十篇。《聊斋志
异》和唐传奇相比，显然带有更加自觉的文学意识，从这一点上来看，在中国的文言小说史上，蒲氏的《聊斋志异》带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性质。
一部文言小说集能够具有这种空前绝后的地位，必定同时具备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但是，要把这两方面的条件说清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蒲氏的天才，这是毫无疑问的，蒲氏确实是难得的天才。但是，我们要把这种天才的性质说清楚，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具体地探讨这种天才的具体特点，找到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么，所谓“天才”便只是一个抽象的贫乏的空洞。
如果我们把《聊斋志异》放到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雅文化和俗文化互相渗透激荡的长河中去，或许可以解释文言小说的马鞍型发展，从而看出蒲松龄的天才性质。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的不同，首先是语言的不同。中国的语言自魏晋以后，因为骈文的兴起，使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小说的发展要求更加地贴近生活，而贴近生活的口语显然比文言更加擅长描摹生活，尤其是生活中的细节。口语的活力是文言所无法比拟的，这就决定了白话小说必然战胜文言小说的历史趋势。从另一方面来看，白话小说需要吸收文言小说的创作经验和接受其各方面的积累。明清小说中一流的作品，无不体现出雅俗合流、雅俗共赏的特点。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说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取长补短是古典小说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宋初的时候，文言小说的各类题材出现定型化的趋势，这一点从《太平广记》看得很清楚。我们不难从中感觉到文言小说的危机，感受到文人想象力的拘谨。文言小说是文人所写，也为文人所欣赏的作品，它反映的是雅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人生追求，所以它有意无意地和世俗的生活拉开距离。而小说的发展却是要求大踏步地走向世俗的生活，从文人的琴棋书画走向百姓的油盐柴米，从更为广阔的生活中去获得素材、汲取灵感。世界正由俗人所组成，不去写他们，又有多少事和人可写呢！小说要描摹一切，要把世俗的一切揽在自己的怀里，生活的最深刻的秘密正隐藏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文言文却无法胜任这一任务。由此看来，宋以后文言小说的衰落绝非偶然。可是，为什么清代的《聊斋志异》却能在历经宋元明三朝之后，在唐传奇的群山峻岭之后再现峰峦叠嶂之美呢？我们将《聊斋志异》和唐人传奇中的代表作相互比较，就可以发现《聊斋志异》是文言写成的生活化的小说。虽然其中精怪迭出，但处处充满日常的生活情景，日常的人情世故，日常的生活情趣，日常的生活细节。《聊斋志异》中的对话非常精彩，有口吻，有语气，有神态，是文言中的口语口语化的文言，这是一般作家做不到的。《聊斋志异》中的很多作品取材于民间故事，他所喜欢的《搜神记》就包含了很多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在文言的范围以内，民间的故事和传说比较适合用接近口语的文言来表达。但是，用文言来描摹日常的生活情景毕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能够出现蒲松龄这样的天才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只要想想，散文从先秦发展到明代，才出现了归有光那种描写家庭琐事而极富人情的散文，也就不难明白，用文言来细致地描摹世俗人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里那种非常生活化的描摹，如果编进故事，不是和《聊斋志异》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美吗？蒲松龄以后，又有写闺房之乐的《浮生六记》，都是非常少见的作品。俗文化并不讳言对于雅文化的学习，宋元的说话艺人自称“幼习《太平广记》”，“《夷坚志》无有不览”，就是一个证明。但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吸收却比较隐蔽而且非常的缓慢。宋元明清的文言小说，从总体上看，明显地在向白话小说学习技巧，表现出通俗化、世俗化的特征。由此可见，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合流不但体现在白话小说中，也体现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中，只是不太引人注目而已。《聊斋志异》正是这种吸收最成功的例子，其所体现的情趣，价值观念，审美观念，语言风格，无不显示出雅俗合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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