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培

广东中山人，1951年生于上海。1978年始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及批评文字300余万字。著有《小说家的世界》《小说本体思考录》《33位小说家》《当代小说艺术论》《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批评史中的作家》等，编选并评述《探索小说集》《新小说在1985》《新闻小说’86》等。

曾获首届、第二届“《上海文学》评论奖”，第一届“上海市文学作品奖”，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表彰奖”，第三届“《作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

程德培第四个十年集，所收皆为万字以上长文，融细密阅读、精致阐释、优雅行文于一体，在词语的连绵间，见当代文学的波涛翻滚，见当代作家的心性格局，进而超乎单纯的文学批评，抵达写作之本义。

“洋葱”的祸福史或“众声喧哗”戏中戏

——从《花腔》到《应物兄》

其实，“真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如果用范老提到的洋葱来比方，那么，“真实”就像是洋葱的核。一层层剥下去，你什么也找不到……洋葱的中心是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味道，那层层包裹起来的葱片，都有着同样辛辣的味道。

——李洱《花腔》

结构主义分析并不打算发现潜藏的意义：巴特写道，一部作品就像洋葱，“多个层次（或多重表面，或多个体系）叠合在一起，它的体内没有心脏、没有内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化约的原则，只有把它自身包裹起来的无穷的表层——这些表层包裹的不是别的，就是自身的集合”。

——乔纳森·卡勒《罗兰·巴特》

不夸张地说，我感觉到这倒是我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奇迹性的发现。知识分子生活好像时刻处于一种“正反合”的状态，各种话语完全搅和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剪断了也还理不清。

——李洱《问答录》

众声喧哗，曾经被合并进小说中（无论合并的形式如何），是另一个人以另一种语言表达的话语，它以曲折的方式帮助表达作者的意图。这样的讲话构成了双声话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同时为两个说话人服务，同时表达两种不同的意图：正在说话的角色的直接意图以及作者的曲折意图。在这样的话语中存在着两个声音、两层含义、两种表达。同时这两种声音具有对话关系、相互联系，它们事实上知道彼此存在；这就像两人实际上在进行交谈一样。双声话语总是内部对话的。这类例子包括滑稽、反讽或戏仿性的话语，叙述曲折的话语，人物语言的曲折表达，整个被组合后的话语——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双声、内部对话的。它们中嵌入了潜在的对话，一旦被揭示出来，就会发现是两个声音、两种世界观、两种语言的集中对话。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

上　虚论篇

一

2001年《花腔》首发于《花城》杂志，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那时李洱35岁。很多同行羡慕作者的年轻，连远在德国的马丁·瓦尔泽都说：“《花腔》用三段不同故事来展示个人在历史中的细微感受，其方法、视野和思辨力令人望尘莫及，德国作家也不具备此种能力。倘若我如李洱一般年轻，我会妒忌他。”原来，衡量年轻与否的标准来之于作品的分量。《花腔》涉足中国复杂且微妙的历史，其讲述方法也是典型的中国腔调，即便如此，外国作家也能感同身受，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多年来，我无数次回到《花腔》的开头，回到那个大雪飘飘的夜晚。一名将军出于爱的目的，把一个医生派往大荒山。这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人，此行却只有一项使命，那就是把葛任先生，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置于死地，因为这似乎是爱的辩证法。几年后，我终于写下了《花腔》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主人公之一，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如今的法学权威范继槐先生，对人类之爱的表述。范老的话是那样动听，仿佛歌剧中最华丽的那一段花腔，仿佛喜鹊唱枝头。但写下了‘爱’这个字，我的眼泪却流了下来。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的雪花，此刻从窗口涌了进来，打湿了我的眼帘。”① 李洱回顾性的自我阐释令人动容。人类生死相依的爱恨情仇不仅是文学的永恒议题，也是我们无尽的思索和无限延迟的对话。

对《花腔》的热烈反应和持续阐释差不多整整八年时间，2009年王宏图《李洱论》的发表算是基本告一段落。这不是其首篇评论，实际上早在2002年，王宏图已有专论《花腔》的《行走的影子及其他》一文落地。在李洱小说的接受史上，王宏图无疑是强有力的评论家，就是今天看来也是如此。王宏图从关系入手：经验与命名、个人与现实、革命与历史、知与行，甚至传统手法与现代小说的纠结，不同引文之间的纠缠不断歧义纷呈。作品的有序与世界的无序两相对立不可避免，连接的跨度愈加宽广，所要连接的物质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微妙。小说是架连接的机器，它与分离一切的死亡之力抗争，试图在最简单到最复杂与最宽广的整合之间，编织出一张形式确认的关系网。

李洱经常把“经验”挂在嘴上，王宏图则揪住“悖论”不放。“作家从繁复的经验中找到的不是信念的佐证，而是腐蚀剂一般的怀疑。在悖论意味的经验中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命名的困惑。李洱自己曾以为，‘我感到与重新审视已有的经验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审视并表达那些未经命名的经验，尤其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相互作用下的现代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工作便是命名，是赋予那些混沌糊涂的生活以一个清晰的形式。”李洱将“命名”看作一种穿透能力，而试图穿透的过程又经常伴随难以穿透的困难。生活漂白了我们的固有认知，社会变化更是布满了无法“命名”的陷阱。这也是为什么《花腔》这样一部涉及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旧案，追寻历史真相的作品，作者也不忘在叙述中插足当下社会中出现的“新鲜事”，诸如金钱消费、走穴演出、建希望小学、搞传销公司、消费联盟、购买阿拉斯加海豹油，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经验”和“命名”都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如同奥古斯丁使用“记忆”一词一样。奥古斯丁认为，一些记忆的东西蜂拥而出挤在心里，当我寻找并想要迥然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它们跳到我的面前说道，“我是你想要的吗？”我用内心的手把它们从我的记忆的面前赶走，直到我想要的从模糊一片中摆脱出来并从其隐藏的地方出现。记忆总是和我们过不去，我们记住的东西模糊了，而我们忘记的东西又重现了出来。这让我想起另一位重要的评论家敬文东。敬文东是有特色的，尽管有些人可能不满意其文章中的无限引申和烦琐注释，但我们又不得不佩服其视野的开阔和理解的专注。在《记忆与虚构》一文中，作者详细地辨识了记忆与回忆的异同后指出：“李洱的小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利用了回忆和记忆之间的矛盾关系，为小说空间和小说叙事营造了某种恬淡的、诡秘的、含混的、不确定的氛围。”①这里谈论的是李洱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一年之后敬文东另有更详尽的专论《花腔》文章发表，这里暂且从略。问题是，过度强调记忆和回忆间矛盾关系的作用，是否有失偏颇和牵强附会了？成因总是复杂的，本雅明始终捍卫的是那些接近自然而生活的人，试图恢复系统中更为复杂的经验模式。“后来他将这个任务赋予艺术批评，认为它可以将美转为真，通过这种转换，‘真理不是那种破坏了神秘性的昭然若揭、真相大白，而是一种证明了神秘性昭示和显灵。’光晕的概念最终作为必要的外表替代了美的幻象，而光晕消解时，则揭示了复杂经验的神秘性。”

要说李洱的早期作品，王鸿生的评论不可不提，文章不长但见解不凡。李洱在与梁鸿的对话中称，王鸿生“眼光很毒”，一种李洱式的褒奖很能说明问题。也许是出于对哲学的偏爱，王鸿生文章开始便是从分析哲学对世界及中国1990年代的影响入手，推断一部分小说家的叙事探索，并断言：“在我看来，李洱小说的叙事学意义正系于反形而上学这一背景性命题。抓不住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才出现这些作品……”今天读来，此等对宏阔复杂语境的推断未免有失公允，还是那句话，过于简单明了。尽管如此，此评论依然是研究李洱创作不可多得的文献，特别是他首次提出李洱关注“人”的兴奋点一向比较集中，那就是作为两代人的“老师”或“同学”，或两种人的“言语者”与“行动者”。指出这点特别重要，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师道”和“知行”如何在几十年后的长篇《应物兄》中成为关键词。王鸿生心思缜密，不像其他的同行一概把“老师同学们”称之为知识分子，而是小心地用了“知识者”的称谓。

序：时间之绳  1

“洋葱”的祸福史或“众声喧哗”戏中戏

　——从《花腔》到《应物兄》 1

捆绑之后

　——《黄雀记》及其阐释中的苏童 75

打碎，如何重新组合

　——评长篇小说《日夜书》兼论韩少功的小说修辞 113

镜灯天地水火

　——贾平凹《带灯》及其他 147

你就是你的记忆

　——以《红豆生南国》为例的王安忆论 180

文化和自然之镜

　——阿来“山珍三部”的生态、心态与世态 212

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

　——评吴亮的长篇《朝霞》 237

我讲你讲他讲　闲聊对聊神聊

　——《繁花》的上海叙事 277

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磨擦的地方

　——读宁肯的长篇小说《天·藏》 296

迟子建的地平线

　——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启示录 316

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弋舟的底牌及所有的故事 336

要对夜晚充满激情

　——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 366

镜子并不因为擦亮而变得更清楚

　——以李浩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为例 397

附录：

被记忆缠绕的世界

　——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 431

折磨着残雪的梦 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