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
马克思主义在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阿甘本、哈特与奈格里等人的著述中时有出现。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讨论趋势的方法是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特征。2004年他们造访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把帝国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全球战争联系在一起，其中心假设是：在今天的全球层面上，在帝国主权网络中，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出现。帝国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而是一种趋势。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工业劳动失势，新的生产形式“非物质劳动”代之而起，占据了统治地位，“情感劳动”成为主要形式，知识、信息、语言和情感关系走向前台。若把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劳动”，会更恰当一些。它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生产各种关系，最终，生产社会生活。①帝国研究的生命权力概念受到福柯的影响：谈论生命权力就是谈论生命政治。每年世界的统治者聚集在一起，确立统治世界、控制全球剥削进程的游戏规则。瑞士达沃斯变成了帝国构成的图谱，是现今全球权力再现的佳例，也是一种俄罗斯套娃结构：美国主权是外壳，内部是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各政治阶层，大众则被警察、催泪瓦斯、雪球阻挡。②而处于行动中的诸众就是反帝国的抵抗力量。奈格里认为，德里达和阿甘本是从边缘策动抵抗策略，而福柯和德勒兹则采用以中心为出发点的策略，更有意义也更有效。①福柯晚期的伦理学转向侧重个人技术，而哈特与奈格里则在全球化的帝国视野谈论问题。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奥匈帝国的国徽双头鹰可以用作当代帝国形式的标识。不同的是，今天它的两个头不再远眺。而是互相对视，互相啄咬。帝国之鹰的第一个头是由生态政治控制机器建构的司法结构与宪制力量，另一个头则是由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芸芸众生，他们既生存于帝国之内，又反抗帝国。《帝国》坚持了欧美左翼思想家立足于社会底层的大众立场。哈特与奈格里认为：“穷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体，是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一切可能的基础。穷人是“永恒的后现代者：穷人的形象代表着一种差异的、流动的主体”。《帝国》最后一章讨论“反对帝国的民众”，为《诸众》的撰写埋下了伏笔。作为新帝国主体的诸众必须在行动中创造一个共同体才有未来。概言之，《帝国》主张这个世界没有外部，论述了全球层面上主权的扩张、重构和新功效等方面的趋势；《诸众》认为抵抗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动力，分析了新主体的出现及意义，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反帝国”；《共同体》则试图以共同体超越，摧毁和重构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是一种乌托邦色彩的未来政治哲学构想。
（二）《诸众》：民主政治与赛博空间博弈
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通过赋予诸如“民主”“共产主义”等政治概念以新的含义，把“爱”“穷人”等概念提高到政治学的高度，探索一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另类政治形式：在“帝国”时代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诸众”民主政治。②《诸众》努力要回答的是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问题。作为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新主体，诸众有别于构成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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