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早年逸事
王文普
先父王继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绪时在内务府工部任带匠，正五品。由于为慈禧办万寿有“功”，先父两次受嘉奖。一次换成亮蓝顶子（正三品），一次又要换顶子，父亲当时说：“老佛爷，您不用给我换顶子了，给我换个武补子吧。”这样，先父由文补子换成了武补子，即由飞禽换成了走兽。“带匠”是干什么的呢？因为宫内修理房屋的人不是太监，而是一般的工人，怕他们不懂宫内的规矩、礼节，如皇上来了怎么办？一般妃嫔来了又怎么办？这些全由带匠负责招呼。
我们王家到我祖父时有三支，一支住地安门外福祥寺胡同，一支在海淀，一支在南苑槐房村。我父本来是福祥寺这一支，是先祖父的幼子，．大排行行六。后来，父亲过继到槐房村我祖父锡昌名下，因为这一支我祖父只生了两个女儿：一名淑芳，是我大姑，一名常桂，比我父小。因为她俩都没结婚，所以我们弟兄四人管大姑叫大爷，管二姑叫阿玛（满语，即父亲；也有的旗人叫姑爸）。因此，我父将原名桐声，改为继顺。
我们是正黄旗——汉军旗人，祖籍是辽宁省海城县、牛庄、童儿堡。清政府进关时随“龙”来京，先是在通州充当“网户”，但网户是什么意思，父亲没解释过，只是说我家的祖坟在通州，后来光绪年间我堂伯金声（即福祥寺一支的长门）做了内务府正堂，为正一品，为此还加封了上三代。这一支的祖茔在海淀区肖家河、王家庄。可惜我保存的一份家谱在“文革”时被毁掉了。
海淀一支我不详细，只在我五六岁时见过一位松山二爹（叔父），他是画山水画的。记得他因年老败了家，曾拿过一张颐和园的画图，画上的颜色有的还点错了地方，请我父亲帮助典卖，我父很为难地回绝了。还有一件有关慈禧的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据先父说，我这松山二爹的姑母，被选进宫内，受封为“吉妃”，与那拉氏同时。咸丰帝有点点脚儿（即是个瘸子），我这姑祖与那拉氏一并被封为“御拐棍儿”。咸丰帝步行时总是扶着这两个爱妃，那时这两个人都是十六七岁，按现在的情况应当还是个在校的学生，免不了有淘气的时候。此后，吉妃与那拉氏先后怀孕，一次在御花园假山旁捉迷藏时，那拉氏却故意推了吉妃一把。吉妃当即倒地，并因此而小产，产后才发现是个男孩。因此先父说：西太后小时就这样狠毒！如不然，吉妃会成为西太后的。
这件事，可以查一查清代档案，特别是当时的敬事房档案和咸丰帝起居注，也许能查出些蛛丝马迹来，可以证实这一传说。
慈禧庆生辰三鼎甲换人
李大鹏
民国建立以后，还凑集过一次“三鼎甲”题主的“盛会”，是为侨居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举行的丧礼。哈同死后，他的妻子“慈淑夫人”罗迦陵在静安寺路豪华的“爱俪同”内，也要附庸风雅地按封建礼仪为亡夫题主。先不惜重金请翰林沈淇泉书写了“神主”，又用一万银圆请状元刘春霖作“鸿题”，以每人五千银圆请榜眼夏寿田、探花郑沅作“襄题”。罗迦陵只知道按“三鼎甲”邀请，却忽视了科甲中的年资。他们三人并非一科，郑沅是光绪二十年甲年科的探花，夏寿田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的榜眼，刘春霖是光绪三十年甲辰的末科状元，属于郑、夏的“晚生”。在“老前辈”面前，理应恭让逊谢，不可分庭抗礼。刘春霖高踞首座，郑、夏深为不满，但看在罗迦陵优厚酬金的分上，也只可屈尊俯就了。
刘春霖虽以末科状元而享名，却是因偶然机会得以“独占鳌头”。甲辰年不是“会试”的年份，是为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加开的“恩科”。当阅卷大臣将前十名试卷，送呈慈禧“钦定”名次时，第一份卷子是朱汝珍的，慈禧一看朱汝珍是广东人，特别反感。她平生憎恶广东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的孙文、汪兆铭……这些“叛逆”，总是动摇“大清”江山。于是将朱的卷子放在一边。看到刘春霖的卷子，先对书写的秀丽圆润的“馆阁体”小楷产生好感，觉得名字也吉祥：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再看籍贯也好，直隶（河北省）肃宁人，肃静安宁象征太平景象。于是放在朱的上面。再看第三份是满族旗籍金梁的卷子。开头几句有“国事可为痛哭流涕者”的话，慈禧认为自己寿辰，他竞痛哭流涕，大为不祥。一怒之下，将卷子扔在地上。左右急忙另取一卷呈进，而将金梁放在前十名之外，所以他只中在二甲。发榜之后，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后二人都是广东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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