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基质：先秦诸子的世界》：
要准确理解《韩非子》的思想特质，还得区别先秦法家与术家的不同。
两千年来，学界依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没有“术家”的说法。刘向他们的意思是，“术”是“法”的一部分，在法家的范畴内。其实，这只是从那个时代需要出发的分类，因为专制统治的手段，必是“法”“术”合一的。但是，当代再认识诸子思想，目的是寻找新的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这样就有必要把“法”与“术”分割开来。道理很简单，作为政治思想，“法”的部分可批判吸收，而“术”的部分必须彻底否定。
由此，该明确《韩非子》是一部术家的著作。
其与以管仲、商君、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不同，至少有五个方面可辨别：
（一）国家本位与君权本位。法家考虑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旨在于国家富强，讲国家本位。术家则考虑君王个人利益，以君王个人权力的巩固、意愿的满足为目标，讲君权本位。术家所说的国家富强，只是建立个人权威的基础。这一点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提出来的，是区别法家和术家的关键。虽然在两千多年专制政权中，朕即国家，国家本位等同于君权本位，但是在思想本旨里，在学理上，两者该是有区别的。
（二）组织控制与人事控制。法治系统由各级机构构成，有组织性、稳定性。法家对于每一个臣下的升降都根据法规，在机构的功能要求下进行，讲的是组织控制。术治则是君王以私智操纵权柄的行为，往往君王控制若干关键职位的臣宦，臣宦又控制再下一级的臣民，这样通过人事控制，构成统治体系。法规运用与否，看其是否有利于控制，带极大的随机性。
（三）已定公正与或然公正。绝对公正指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这在等级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已定公正，是法家所追求的。指已定条件下的绝对性，就是在制订法规时已经保障了君王特权，法规公布后所有人一律遵守，君王也不能超越已赋予的特权。或然公正指在法规公布后依然变动无常，赏罚以国君当时当地的统治需要甚至当下心情而定，这是术家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个别事件下可能公正，但是或然的，变化无常。已定公正是组织控制的原则，或然公正则掺人了个人私欲和情绪因素，是人事控制的必然。
（四）法规至上与权术至要。在法家看来，法规是立国之本，绝对至上，保证了法规的实施也就保障了国家的富强。君王的权威在于法规所确立的至尊地位，在于他是最高的监督者。法家还认为重权术祸害无穷。相反，在术家看来，权术才是统治的关键，君王的地位是由其操纵权术的才能和策略所决定的。
（五）集权主义与专制目的。法家要求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能保障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利。术家则要求专制，考虑御臣之术，特别强调君王应具备监察、控制臣下的素质，使天下控制于一人之下。
上述可知，法家和术家都是对儒家道德化政治的否定，都具有功利理性。但是，法家有价值追求，术家则只有工具性质。法家非道德的理性手段背后还有一层国家富强的理想，算得上是一种价值实践。而术家在手段上阴险多诈，残酷无情，在目标上也是为了极端私欲，毫无道德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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