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现代翻译史而言，对其影响至深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把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推进到新阶段。不仅翻译的数量极大地提高了，对翻译质量问题的探索也进一步深化。新文化人在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民初意译风气进行矫正的同时，不断强化翻译的“忠实”标准而推崇直译。正如茅盾所言，“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茅盾，2009）。此外，直译的主张背后渗透着从域外文学输入新的表现法、提高语言表现力、建设现代汉语的观念，因此也与句法的“欧化”紧密相连。面对翻译所带来的语体文欧化趋势，以及某些在“直译”名目下产出的种种文字生涩、粗制滥造的译本，上世纪30年代也出现了对欧化句法进行的集中反思，这种反思实质上表达了对译文语言质量及其艺术表现力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对翻译质量方面的规范化需求以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被表达出来。1951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上，胡乔木的报告提出了“必须提高翻译质量”的要求；而1954年8月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茅盾的报告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就文学翻译而言，这种提高翻译质量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译者以更严肃的态度从事翻译实践；二是继承前述对欧化句法的反思，在现代汉语自身不断发展、更新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范化。而这两方面，都在傅雷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中有突出的体现。
　　从前述对傅雷翻译思想的分析中不难看到，正是对翻译是艺术的深刻体认和提倡，使傅雷将自己的翻译事业视为神圣的责任，对翻译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人民文学出版社邀傅雷翻译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他“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傅雷，2010）。《老实人》从初译至寄出文稿，“改过六道”（傅雷，2010）；尽管1944年傅雷初译《高老头》极受欢迎，先后印过四版。但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出于精益求精的质量要求，仍然完成了对《高老头》的重译（1951年）和重译基础上的再改译（1963年），足见他个人对翻译质量问题的重视。由此，他也特别不能容忍那些“本身原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皮毛，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lines的全摸不到”的译者（傅雷，2010）。不用说，那些“对文字只懂得表面”就率尔操觚的译者，最好的状态上只能做到形似，而无法传递神韵。正是对译文质量的要求，使傅雷不惜将形似和神似对立起来，强调译文“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神似重于形似，也是面对“五四”以来占主流的直译传统的某种反拨，是在文学翻译的语言忠实之外，对翻译语言艺术性和表现力的要求。
　　另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翻译事业的傅雷，从自己的翻译经验出发，继承前述对语体文欧化的反思，出于对译文语言表达规范化和艺术性的考虑，总结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务使译文似中文创作”的观点，他认为：“从无法文似的英国译本，也没有英文似的法国译本。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傅雷，2010）。这种观点中既包含了对民族语纯洁性和规范性的需求，也包含着以原作的艺术标准来看待译文，以一件艺术品还它一件艺术品的艺术追求。此种主张，无疑与更强调句法输入的直译派提出的“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周作人，2009）遥相对立。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完全靠自己的翻译收入生活而不靠国家养活的翻译家，傅雷以其对翻译事业的专注和投入，实践着自己的上述翻译追求。可以说，傅雷的这些翻译思考虽然来自于个人的实践与总结，但他却以自己对翻译的热切和关注表达了时代的内在需求，并通过个人译作的成功印证了这种翻译态度和翻译主张的有效性。
　　除了“《高老头》重译本序”“翻译经验点滴”等公开发表的谈论翻译的文章之外，傅雷还写过一篇论翻译的文字，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1954年致宋淇的信中，傅雷告诉对方：“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笔者注），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即前文所述1954年8月大会——笔者注）。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傅雷，2010）。杨绛的《忆傅雷》亦曾谈及此事：“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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