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史话：40周纪念版》：
另一次是在1940年的一天，法国南部蒙蒂尼亚附近的几个孩子，钻进一个曲折而又狭窄的山洞寻找他们心爱的一只陷进洞中的小狗，结果发现山洞隧道通向一个岩石的大厅。在长达180米的大厅和隧道的洞壁、洞顶上，也是画满了红色、黑色、黄色、白色的鹿、牛和奔跑着的野马。——隐藏了一两万年的《拉斯科洞窟壁画》，就这样和现代人重逢了。
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对于自己的过去就认识得越深远，越清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使许多朦胧混沌的远古历史逐渐得到明确的辨识和判断。人为什么要从事艺术活动？是天意？是神授？是精力过剩的发泄，还是无目的的游戏？两千多年来史学家和美学家们争论不休。但许多原始人的遗物，尤其是这些大型洞窟壁画的发现，却逐步比较正确地解答了这些争论不清的难题。
阿尔太米拉和拉斯科洞窟中的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作品，万年以后首先被几个儿童发现。这种偶然的巧合，可以说也有其并非完全偶然的原因。这些洞窟深入山岩，都很黑暗（后来人们发现，洞中还遗有当年作画用的以苔藓植物做灯芯的油脂灯盏），如果不是孩子们敏锐的眼睛，上了年纪的人也许是难以看到的。而像拉斯科洞窟的人口十分狭小，隧道极为曲折，假若不是好耍的孩子，成人们是不愿意从那里钻进钻出的。那么，古代的画家们何以不找一些宽敞、易于“展览”的场所表现他们的“天才”呢？
学者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画不仅仅出于无目的的“游戏”，或是仅供“娱乐”的一种发泄，而同时还具有更为严肃的目的：它们是一种“魔法”，一种祈求狩猎丰收的“仪式”。拉斯科洞中没有生活上或生产用的遗物，说明这里只是举行仪式的“殿堂”。也许，古代的画手们，是特意寻找像腹腔一样曲折深藏的拉斯科一类的洞窟来作画；他们相信画在洞中的野牛，将如经过胎育的动物一样，有一天会变为活的猎获品。他们也相信，画一只身上被插中六七条标枪的野兽，或画一只被射倒的野牛，下一次行猎的时候就会取得成功。
这些洞窟中的形象，有许多是重叠着的，就是说，在一年一度（也许是几度）举行的仪式中，他们在原来画过的地方又画上若干新的动物。看来，这些美丽的图画，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作为祈求丰收的对象，比起作为纯粹欣赏的对象来，更加重要。
艺术，从它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和人的社会生活、人的幸福和利益联系着。原始人最感兴趣的形象，常是和他们的生存关系最密切的那些形象。在法国的一个石洞里发现的一块鹿骨头上，画着几只鹿在渡河，游鱼在鹿腹下游动。为什么要画渡河的鹿呢？显然，在陆地上奔跑如飞的鹿群难以追猎，而过河的时候却是捕获它们最好的机会。那时，欧洲不少地方仍处于冰河时代末期，在严寒的冬日里，没有足够的肉食，人们是难于过活的。而守在河边猎鹿，则是丰收的好办法，所以很值得“入画”。
绘画与祈求丰收的“魔法”有关，与生产有关；但毕竟绘画不是实际的生产，和真正的打猎活动比起来，它不过是一种对于狩猎生活的想象，一种对生活印象的愉快的表现，一种美感的抒发。因此，不管当时的人们多么重视这些图画的“魔法作用”，但在许多精彩的作品上，却显示出画手们绝不是只把他的“创作”局限在一种魔法的“符号”中，从他们投掷过标枪的粗壮的手底下，产生出来的是洋溢着生命力的美的艺术形象。
阿尔太米拉洞里画着的一只受伤的野牛，由于伤势沉重，四足卧地，无法再站起来。可是，它在挣扎中显出的力量仍然布满全身。它低下头，怒视前方，似乎用双角抵御着继续刺来的标枪。即使现代的文明人，若不经一定的绘画训练，恐怕也难以画得那么准确生动。至于牛所特有的野性和威力，一般的现代人就更难于体会得那么深刻和敏锐了。拉斯科洞中的动物画得虽然没有这么细致，但尺幅巨大，线条粗健，轮廓准确，飞动奔走的神态尤为鲜明有力。对原始人来说，野牛、野猪、野鹿等，既是他们狩猎中战斗的敌手，又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他们经常要全神贯注地去警戒它或是赞赏它，既想征服它又希望自己和它一样地勇猛有力。他们甚至把牛（或其他动物）的角和皮装饰在自己身上，用舞蹈模仿它们的动作，以表现他们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萌发出来的希望和欢乐。
“魔法仪式”固然是一种迷信的幻想（后来发展成为宗教），可是在原始人的幼稚的幻想里包含有这样一种意思，即：“模仿自然可能使人类有力量控制它。”于是这种想法中就有了几分积极因素：一方面，促使人类日后去寻求正确的科学途径，以征服自然；另一方面，则推动了艺术的活动，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审美的角度去认识自然。
热爱生活，敏锐地观察生活（首先是和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那些对象），然后用高度的兴趣和热情去反映和表现它，从而获得一种创造的愉快，于是产生了人类最早时期的这些动人的艺术品。像阿尔太米拉或拉斯科洞窟中的壁画，尤能表现出一种真实地描绘对象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这些壁画制作的技巧上也可以看出，画手们对于工具材料的运用和审美的感觉，同样都有了高度的发展。有些画是用木炭、红土画上去的，有的则是在脂肪里混合了有颜色的泥土或石粉，用空心的兽骨吹喷到墙上去的——就好像现代壁画家用“喷枪”喷洒“丙烯”颜料一样。
人类识别材料的能力和审美的意识，都是从劳动中培养起来的。当他们为了敲开核桃或兽类的头骨而寻找适用的石块时，当他们为了剥下兽皮或挖掘根茎而选择适用的石片时，对于物体造型的认识就逐步丰富起来，一块端正的石头，两边“对称”，重心集中，敲打则有力。一块楔形的石片，从薄到厚，那么劈割物体就易于推进而省力。再进一步，把巨石垒成建筑物，把石块加工为斧头，或是把兽骨加工为短刀、箭头的时候，人们不仅更为广泛地体会到垂直、水平、弧形、三角以及均衡、比例等种种形式的特性，而且在雕凿石头时掌握了体积的各种样式，在磨擦刮削时熟练了画线的技能。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劳动中体会到节奏、韵律的重要性，这种感受，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深深印在人类的审美意识里，成为产生艺术和谐感的重要因素。
随着生产的变化，新石器时期到来了。人们从狩猎捕鱼转向畜牧和农耕。陶器是完全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形体。它们的造型采自自然界的果类和人的身体的变形。在没有发明轮盘旋转之前，手捏的陶器已经异常端正优美。有的趁着泥湿之时，用手画上涡旋形或曲折形的花纹；有的是绳纹，大概是在焙烧之前绑上绳子，以防破裂，而留下了花纹。彩画陶器在欧洲中部很少，只在东南欧-一罗马尼亚、匈牙利一带发现过。西亚地区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的彩陶上，画有羊、狗和禽鸟的图案，可见家畜当时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事物。有的彩陶上的花纹，是把云彩、流水、草蔓加以变形，或纯用几何花纹的图案。这都说明，人们对于形式的认识更丰富，美的领域更扩大了。而在器皿、工具、武器上的精心装饰，也表明了人类对于美在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更广阔的需求。和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相比，中国的造型似乎变化更丰富，线条更为潇洒，但两者的相似之处还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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