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Habermas知识主体性和兴趣
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奠定他一生主要著作基础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关于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地位问题：主体显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又如何影响知识的可能性和模式。这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答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每一种回答都开辟了自身的理智传统。
在与知识获取的过程的关系中看待认知主体的方式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但并行不悖的二分法。第一种是感知上的二分，在此一方面是主体的和本质上是属于私人或个人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客观的现实世界，它独立于任何特殊的观点和影响之外；第二种二分法是在价值和存在之间作出的：它设想“那里”有一个存在，它和人类可以强加于其上的任何价值相区别。然而，这幅画面背后可能隐藏的事实是，根据这些术语来观察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驱动的反应。现在，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主体性是如何成为知识理论中的要素，或者知识理论是如何排除主体性要素的。
当哈贝马斯主张哲学对自身的失效（ devalidation）负有责任时—这种失效是相对于科学的，确切地说，是就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言的—他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说明。他认为，直到 19世纪开始时，知识可能性的问题才被当作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认识论是以哲学的方式询问“我们能知道什么”以及“怎样知道”的问题。自现代以来，它一直是整个真理探索的中心问题。当哲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使越来越多的学科从自身分离出来时，它就不再把科学当作是哲学思想的一个部门，它开始同科学相区别开来，并使得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互相区别开来。
这一转变不但对哲学有一系列的影响，而且对整体理解什么构成知识以及什么是有效的认知方法的不同探究模式上，也有很大的规范影响。由于科学曾整个地陷入哲学包罗一切的标准的控制之下，在探究的理性即哲学探究的原则上没有什么不一致的东西，因为哲学本身就包含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推理的形式更少地依赖形式的、抽象的和演绎的计算，而更多地倚重主观的考虑。哈贝马斯指出，在这一时期，理性并不限于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 ①理性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科学的（逻辑推理），还不如说它更多的是一种合理的调查艺术，这样说也许更能够说明二者的区别，尽管这样说多少有点依赖于哈贝马斯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②
到 19世纪为止，当哲学逐渐地放松它和科学的联系，不再把科学当作哲学的广阔版图的一个内在部分时，上面提到的这种变化和两种其他的可能性开始出现了。如果哲学以自负的黑格尔主义风格把自己理解为绝对知识，或者如果科学仅仅等同于研究具体事物的科学主义的观念，那么，在前一情形中，科学就被贬低为狭隘的事实调查；或者，如果是后一情形，而且不存在包罗万象的知识观念的话，关于知识批判的认识论就被还原为一种科学哲学，一种旨在使操作方法规则化的技术性研究。换言之，无论是出于形而上学的智慧（ Sophia）对世俗科学及其经验主义的机械论的轻蔑，还是因为现存的精疲力竭的哲学技艺在为人类活动提供具体意义方面宣告了自己的实质性破产，科学都拒绝融入广阔的哲学理解中。要么哲学从鄙俗的科学中撤退，要么哲学自身收缩为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的、辅助性的守门工具。不过，对哈贝马斯来说，其结局可能是这样，即相对于科学而言，哲学损害了自身的地位。正是哲学自身应当对清除掉知识理论中的哲学内容负最终责任。③
一般而言，伟大的思辨体系与智力运作的时尚方式并不相
合；理智时尚被科学主义（仅仅把知识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和
实证主义（不过，相比 20世纪早期，它已经有点不太自信了）控制着。哈贝马斯宣称，实证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知识理论的终结及其被科学哲学的取代。 ④实证主义切断了对可能知识的条件或者知识的意义进行询问的可能性，因为在与现代科学的实证因素相提并论时，它们被视为无意义的问题。从科学家对知识的态度可以看出，实证主义是反对认识论的自我反思的。“实证主义支持和赞成科学主义的原则，即主张知识的意义是由科学研究来规定的，并因而可以通过对科学程序的方法论分析获得充分的解释。超越这种方法论框架之上的任何认识论都一如以前的形而上学一样，被裁定为大而无当的和无意义的。”⑤
哈贝马斯认为，在认知主体不再作为参照系的情形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他的意思需要做些解释。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英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知识条件探究的根本方法。其目标是，规定一系列条件，如果它们被满足，任何人都可以确定他们知道（不仅仅是相信） p，这里 p是某个命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理想观察者 S的界定。 ⑥ S是一个理想的观察者，因为任何其他的个别观察者原则上都可以取代 S的位置，所以，在这里， S并没有什么使得知识的可能性依赖于观察者的特殊性能。简言之， S必须是无穷可代替的。与这相关的是， S应该在“标准条件”下进行观察。这种条件往往可以改变，但是，它一般包括人类视力的“标准”水平、没有肉体或心智的损害（疲劳、残疾、疾病或中毒）等等。这个规定的正当理由是，观察的结果在原则上对任何人都可以重复。这样，虽然在知识的形成中，核心的要素是认知主体，但是为了获得可靠的和可再现的客观性，主观的方面却被排除了或得到了修正。
由于这些条件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客观，它们应该受到批评，并且已经被人批评。 ⑦然而，这里的理想就是取消主体的独特性：任何 S都可以如此操作。因此，当哈贝马斯说主体不再是参考系的时候，表面上看来，这个陈述是错误的。但实际上该陈述是正确的，因为作为知识体系和知识正当性（ epistemic justification）的核心要素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主观意义上的主体。当代认识论的主体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个人的。因此，历史处境中的主体失去了它的方法论上的效力，实际存在的特殊性会使探究的结果和程序变得无效。
这一点从逻辑和数学逐渐演变的角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从形而上学的问题，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中分离出来，变成了独立的和纯粹形式的科学。与知识理论相关的逻辑和数学之基础的问题不再被提出，也就是说，它们的有效性被设定为科学探究的根基，而这样做的适当性并没有受到任何广泛的批评。如同哈贝马斯主张的，逻辑和数学“从其基本操作的发生本身就是探究主题的那些领域中分离出来了。”⑧
实际上，这里的主张就是，实证主义回避或排除了下列问题：我们为何关注上述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以某种特定方式理
解或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为何要考察我们的行为方式？从纯粹
（full-blooded）术语的意义上说，认知主体（ subject）必然是主观的（ subject），这导致了两个术语区别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实证主义困窘的、甚至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这个不可避免的主体性对知识的建构带来什么呢 ?知识是其自身已经呈现给我们的已知量的集合，还是我们自己的遗传因素、文化因素，甚至是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以及我们与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对实证主义来说，承认这种问题的有效性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它自身的否定。
相反，这个关于主体和世界关系的比较复杂的观点为知识的朴素画面所取代。这种朴素的观点认为知识是相对不成问题的“事实”的集合，它和世界具有直接的同构关系，即真理是命题和事实的符合。世界就是其本身所是的样子，科学只是世界本来面目的记录，是它的直接反映。“客观主义为科学虚构了一个按照规律构造的自在存在的世界事实，并由此掩盖了这些事实的先验结构。”⑨
比如说，我们一般认为，经验科学的目标是对自然世界进行解释。“自然”是其所是，它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客观存在，我们将知识的客观策略应用于这一客观存在。我们被一再提醒，自然世界并不臣服于我们任性的解释，相反，我们的主观谋划必须适应它呈现出来的本来面目。
然而，“自然”实际上不是全然以言辞预设的方式存在的。什么是“自然”？这个单词完全指的是人的一种观念，它既是一种私人的（主体的）经验解释，也是一种社会共同的（主体间的）、通过语言传播的，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特殊的、历史的语言传播的经验解释。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称作自然
（Nature），自然并没有（这样说似乎是没有争论的）它本身的观念。即使任何环境都是客观的，我们也不得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以最小的种的主观性来理解自然。哈贝马斯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认为，现实是由“交往群体的生活形成的框架构成的，它通过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真实存在是那些根据流行的符号系统的解释而感受到的东西”。⑩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有“自然”的观念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类是这样一个物种，它“是在文化条件下再生产自身的，也就是说，它在自我塑造（ self-formative）的过程中创造自己。探究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哈贝马斯敏锐地强调，在谈论兴趣在建构知识上的作用时，他并没有采纳经验还原主义的立场。相反，对兴趣的关注正好防止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这些“兴趣”并不是行为主义者的严格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驱动力，也不是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而是十分广泛的基本取向，它植根于人类持续生存、阐释自己、创造自己的能力之中，即劳动和互动之中。因此，哈贝马斯关心的是那些基本取向，它们是提出一般的系统问题的途径，而不是“直接经验的需要”。换句话说，与知识建构有关的兴趣
是从文化上满足自身建构的需要而产生的东西。而劳动和互动
则包含了“学习和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哈贝马斯的批评并不仅仅直接针对经验的—分析的
（empirical-analytic）科学和哲学。历史的—解释的（ histori-
cal-hermeneutic）科学也把自己交托给一种非常类似的科学主
义的意识，它们也许并不想以极其相同的方式来描述一般规律，
但是它们确实以为它们是在提出某种事实，“一种在理论态度
视域内建构起来的实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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