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哲学通识读本》：
一、开启群众史观研究
群众史观当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早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晚年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那么，人民群众究竟怎样创造历史？在“小组”之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除了大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导致这种“不作为”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在20世纪特别是19世纪之前，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并没有被系统地记录和保存下来，这就使得历史学家们找不到或者说失去了可以据以研究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观念上希望落实群众史观，但在史学方法上依旧陷于传统史学的窠臼，以精英人物为中心开展宏观的政治史学建构，而这种研究范式内在地将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因此，只有克服上述制约，尤其是传统研究方式的制约，马克思主义才能将群众史观落实为群众史学，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呈现在世人眼前。在此过程中，研究范式的决定性突破是由霍布斯鲍姆完成的。
霍布斯鲍姆的工人运动史研究新范式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小组”坚持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再发现应当归功于多布。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就确证，阶级斗争分析并不是任何思想家的臆造，而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认识的客观主张。不仅如此，它还同样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分析：“19世纪，这个观念通过社会思想家和社会史学家试图把握的那些事实的影响，日益将自身强加到这些人的思想中去；今天，作为理解当今世界主要政治冲突，甚至观念冲突的锁钥，这个观念强力吸引了政治理论家和道德理论家的注意力……当社会史研究得到深化、当代史不断展开时，这个观念变得日益显而易见。”在1946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他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进行了具有示范性的探索。
霍布斯鲍姆对于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贡献在于：第一，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运用于工人运动史研究，力图探索普普通通的底层群众的阶级斗争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创造历史的；第二，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推进到意识形态领域，揭示了宗教观念和仪式、政治观念、社会习俗和心态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第三，验证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广泛适用性。
另外一个部分是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体系。每一种历史学研究都有自己的技术问题。技术问题解决得越好，相应的研究就会越成熟。此前，群众史观之所以长期不能落实为群众史学，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形成一套匹配的研究方法体系，以支撑“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就工人阶级运动史研究新范式的形成而言，霍布斯鲍姆最大的贡献或许就在于在批判吸收既有历史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第一，必须超越19世纪史学观念的束缚，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中去发掘可以使用的原始资料，然后进行费时费力费钱的鉴别研究，如他所说.这种研究不像在河床上捡钻石那样简单，而更像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技术投入的现代钻石或黄金开采业；第二，对口述史等新兴历史技术进行必要的方法论反思，确保不将普通人的记忆神话化；第三，寻找并运用那些简单记录了必然包含某种观点的行为的资料，这种资料因为具有盖棺定论的功效，所以堪称完美，例如根据一个人的墓志铭而非其誓言来判断其宗教观；第四，回到历史，建构或重建一致的，特别是连续的行为和思想体系，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解释，以避免历史学家的最大危险，即防止犯下“时代错误”。此外，在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霍布斯鲍姆也愿意尝试田野调查，据此增强自己研究的现场感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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