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十余篇祝勇关于故宫的文学作品，以朝代为序排列，讲述了故宫里的“中国故事”。

故宫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这些遥远历史背后的人世变幻，远非普通游客驻足一刻便能洞察知晓的。作家对故宫的书画、建筑、历史人物的唯美书写，重温和延续了故宫的历史记忆，也讲述了中华文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祝勇是文字的高手，是历史的侦探，他站在时间长河的此岸，遥望彼岸，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散文传统加诸在他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世界中调兵遣将。

请跟随祝勇，走进一座“纸上的故宫”，聆听故宫里的“中国故事”。

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王蒙（作家）

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冯骥才（作家）

故宫历史浓厚、人文荟萃，器具精美，是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祝勇整日与苏黄米蔡为伍，与沈文唐仇为伴，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了一个妥帖的释放点，也为他未来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但说到底，还是他的心静。他说，他在故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读的书，大多是繁体竖排没标点的。在这争名逐利的世上，他能不为利益所动，沉潜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致力于读书做学问，颇有《楚辞》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势，在浮躁的今日，更显出一种风度。

——俞晓群（出版人）

……祝勇则是深省静穆，像江南深深的小巷，像巷尾微澜的古井，自是一派闲静。祝勇的为人为文多是冷冷的不动声色，但很干净——气味很干净，心灵很干净，其中蕴有足够的真诚和内在的激情，有一种特殊的诚恳在里面，是那种我喜欢的有真正感情的人，当然带着坦然的目光（指目光中没有任何企图），带着一种北方男人的力量……

——冷冰川（艺术家）

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四十二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

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更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卷《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卷《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乃至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

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颜真卿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写下《祭侄文稿》的。书法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其实都是“兼职”，都不“专业”，否则他们就沦为了技术性的抄写员—— 一个被他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因此，假如有一个“书法史”存在，它也是和“政治史”“思想史”混在一起的。以唐朝而论，无论皇帝，还是公卿大臣，大多书法优秀，他们书写，并不是为了出“作品”，而是为了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都是在某一事件的触发下写成的，都有偶发性，在偶然间，触发、调动了书写者庞大的精神和情感系统，像文学里的意识流，记录下他们的心绪流动。

颜真卿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心，用他的全部生命在写。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手里的笔，让积压在心头、时时翻搅的那些难言的情愫，都通过笔得到了表达。

语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复杂的情感，语言越是难以表达，但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古人都交给了书法。书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语言，但书法又是超越文字，超越语言的，书法不只是书法，书法也是绘画、是音乐、是建筑——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总和。书法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或许，在古人眼中亦如是），书法是一切艺术中核心的，也是最高级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它就是生命本身。

就此可以理解，弘一法师李叔同，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近代文艺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身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全能型选手、夏丏尊眼中的“翩翩之佳公子”“多才之艺人”，遁入空门之后，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渐渐禁绝，唯有书法不肯舍弃。他的书法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融汇在他的笔墨中，使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在面对他的书法时，都忍不住惊呼：“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他圆寂的时候，应当是不著一字的，在我看来，那才算得上真正的潇洒，真正的“空”，但他还是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字，容纳了他一生的情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李叔同的心里，书法在他的心里占据着多么不可撼动的位置，最能表达他心底最复杂情感的，只有书法，在他眼里，书法是艺术中最大的艺术。

当然，只有汉字能够成就这样高级的艺术，拉丁字母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艺术，这也是西方人很难读懂中国书法，进而很难读懂中国文化的原因。他们手里的笔不是笔，是他心脏、血管、神经的延伸，是他肉身的一部分，因此，他手里的笔不是死物，而是有触感，甚至有痛感的。只有手里的笔，知道书写者心底的爱与仇。

同理，《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我说它是“超书法”，是因为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超越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自序

【散文】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血色文稿

韩熙载，最后的晚餐

张择端的春天之旅

苏东坡的南渡北归

空山

内阁长夜

家在云水间

文渊阁：文人的骨头

【小说】

血朝廷（节选）

【访谈】

写一座凝聚了五千年文明之美的“城”——答《文艺报》记者问

祝勇作品要目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