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权研究（2021年卷）》：
从主体视角看，司法正义的权利话语生产需要法律家和文艺家、国家权力和民间资本的合作。文艺家的正义/权利想象，更多站在大众喜好的角度编织。法律家的正义/权利图景，通常围绕制度规范的要求设计。资本方则更需要整合的能力，为各方合作创构平台。就《十二公民》的创作团队而言，出品方是民间资本，联合摄制方为三家司法文化专业组织，导演和演员都是小有名气的文艺家，编剧包括检察官和文艺家。
首先，法律人和文艺家在权利话语上的交流和互动极为重要。《十二公民》之所以是一个新的文化复合产品，主要在于它是两个故事的合成。出品方手头的两个剧本，一个是检察官创作的电视剧剧本，一个是新生代导演正在构思的《十二怒汉》翻拍本。据韩大书检察官回忆，2012年的一个晚上，检察官与制片人、编导之间进行了一场朴实而深刻的对话。虽然学科专业、背景经历完全不同，但他们提出了一连串共同的问题，核心就是为什么司法缺乏公信力？虽然法律人对最后上映的电影存有遗憾，但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认可。虽然文艺家最初不是为了宣传特定类型的司法人员，但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普法效果。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法律人的文艺创作习以为常，但对文艺家的法治认知关注不够。像徐昂这样的新生代文艺家，他出生在70年代末中国法制移植勃兴的年代，虽未受过完整系统的法学教育，或像《十二怒汉》编剧有参与陪审的经验，但他们对司法正义的知识和体验，对人权理念的憧憬和敬仰，有更宏阔的视野和更主动的自觉。据其自述，他很早就有翻拍《十二怒汉》的想法。他在业界的成名作《喜剧的忧伤》，正是改编自三谷幸喜的作品《笑的大学》。《笑的大学》宣扬的是言论自由权。不无巧合的是，三谷幸喜也是日本版《十二怒汉》的编导。虽然这部作品在徐昂眼中质量不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创作《十二公民》时认真参酌。
其次，法律人与文艺家的互动平台，搭建于资本方的理念框架下。从想法到创意，再从创意到产品，这一过程的支配者和主导者，在现代文化工业体制下，无疑是投资人。文化资本的运营者为什么萌生司法电影的创意？除了获得司法正义权利日益受到民众关注和官方重视的大背景，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的佐证。比如，出品方聚祺传媒是一家正在打开市场的新企业，需要新题材吸引受众。投资方希望通过能够承受市场风险的小成本电影，完成这种创新实验的另类吸引。主要投资人徐小平等对美国人权文化的熟悉和推崇，选择一部好莱坞经典翻拍也就顺理成章。出于本土化的考虑，经典翻拍必须有鲜明的中国元素，于是在已买下版权的电视剧剧本中嵌入经典故事，构成了文化资源配置的最佳均衡点。为达成这种均衡，在《十二公民》的制作过程中，资本方对剧本的打磨煞费苦心，检察官创作的原本经职业编剧改写，完成框架设计，再由导演徐昂精心润色，呈现出最后的复合型的嵌套式文本。
最后，对于类型特殊的司法电影，投资人的意思并非绝对自治的，还需要随时吸纳司法机关的话语表达。依照法规和政策，像《十二公民》这样的电影，首先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定。我们看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权利话语生产方式：通过吸收检察系统的作家为主创人员，剧本创作与内容审查同步进行。原剧本被改造为一个检察官作为普通人出场的正义故事，完成了法律精英对社会公众的启蒙，不仅探查了真相，而且感动了人心。在此基础上，原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非常顺利，一刀未剪。作为承担重要法治职能的最高检察机关，电影审查显然只是其权力范围的细枝末节，但正是这样处于末梢神经的文化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文化生产的框架和逻辑。“专业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意义传播中的制度错误，让作品更严谨精准。
3.精英主导的大众叙事
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话语要达成叙事框架，需要建立在精英和民众最低限度的正义共识基础上。就此而言，司法正义不仅与法律职业内部文化有关，也与社会正义的交叠共识有关。“每种文化都有其奠基性的神话、必要的信仰以及内在于自身规范的理性。”司法体制文化的精英主义气质，突出表现在作为美德的古典正义观念。此种理念，通过民主代议制的运作得以展现。而其大众主义情结，属于现代性祛魅的后果，在政治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日渐滋长。试图消解精英与大众区隔的法律人，虽然秉持自由平等的理念，但在司法贵族传统和启蒙知识分子意念驱策下，其对于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话语，难免出现精英主导的大众叙事悖论。虽然法律人和文艺家携手创生新的司法文化生产模式，可以弱化单向度的精英想象，编织更多维度的大众叙事，用混合话语探试均衡方位。嵌在大众文化中司法精英，通过与文艺精英的合作，也可尽量面朝大众的正义认知，将法意表达与娱乐休闲整合一体，走向某种“娱乐，司法复合体”（entertainment-justice complex）的建构。它与文化工业的“司法，娱乐复合体”有方向上的差异，后者是声称实施精英的法律教育和启蒙，但实际上是利用法律程序和冲突引发观众的冲动，供其消遣，逗其开心。此种复合体就目的而言，仍是为了传输精英司法正义的观念，不得不在形式上采用了大众文化的包装，在权利叙事上难以避免话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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