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汶成，1953年出生，1970年参加工作做井下矿工，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学语言中介论》《文艺学的当代境遇与问题》《文学及其语言》《人文博物馆·文学卷》《文学话语的类型学研究》《文艺学通论》（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教学和科研成果曾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指导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奖、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与应用优秀作品著作一等奖、山东省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三次）等奖励。

　　《文学语言中介论（修订版）》：
　　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古希腊的大哲柏拉图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们却对史诗讲述者利用幻觉讲述虚构的故事，从道德上给予了严厉抨击。柏拉图认为，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们，“他们做了一些虚构的故事，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讲给人听”，这实际上就是“说谎”，他们“应该指责的最严重的毛病是说谎，而且谎还说得不好”。他指出，诗人们讲述虚构的故事，还哄骗人们信以为真，这不仅是撒“言语上的谎”，而是在撒一种“真谎”，“真谎就是在自己性格中最高贵的方面，对于最重大的事情所撒的谎”，“所以凡是受迷惑的人在心灵里的蒙昧无知，就恰是我所谓真谎”。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们所犯的是一种道德上非常严重的罪，因而他宣布，“我们不能让母亲们受诗人的影响，拿些坏故事来吓唬儿童”，“这类故事在我们的城邦里就必须禁止”①。柏拉图的这种对虚构文学的过激的控诉，显然来自他那众所周知的关于文艺的基本意见，即文艺作品是一种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三层”，“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②。这样一来，荷马等诗人们所讲的那些故事，也就毫无真实性可言，他们的所谓“技艺”不过是用谎言欺瞒听众，是一种欺骗行为，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十分有害，需要加以防范。柏拉图就是这样通过抽去虚构性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基础，彻底否定了虚构性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柏拉图的这种彻底反文艺的思想无疑是过于极端化了，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有力回击。亚氏决心为文艺作品重新正名，为文艺家恢复应得的名誉。亚氏首先承认史诗、悲剧等叙事作品确实都是“模仿”，是模仿“人的行动”，但是这种模仿并不远离真理，更不是与真理“隔着三层”，而是与真理相当接近，至少比“历史”更接近真理。亚氏认为，历史只是“叙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两种真实必须加以区分，一种是狭义的历史的真实，一种是哲学的真实。狭义的历史真实因为只叙述已发生的个别的事，因而是一种事实上的真实，是一种只适合于特定的事件、地点的有限定的真实。历史叙事就属于这样一种有限定的真实。而哲学的真实则是一种超越了个别事物的更具永久性、更具普遍性的、更高层次的真实，文学叙事描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而更加靠近这种哲学的真实。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以两种真实的区分和比较为依据，为文学叙事的合法存在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辩护。而且，亚氏还进一步论证了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不仅不是“说谎”和“欺骗”，恰恰是文学叙事通向更高真实性的必要途径。亚氏指出，史诗、悲剧等并不追求狭义的历史真实，因而不能像历史那样照抄已发生的个别的事，有些悲剧“只有一两个是熟悉的人物，其余都是虚构的”，“有些悲剧甚至没有一个熟悉的人物……其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文学叙事的这种虚构不是叙事者任意而为的，而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布置情节”。因此，“与其说诗的创造者是‘韵文’的创造者，毋宁说是情节的创造者”，而这种情节的创造又完全是为了超越个别事实的真实而达到更高的普遍真实。①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这样的论证把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与真实性统一起来了。
　　总之，上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这个影响深远的分歧和争论，主要是由叙事文学的虚构性引起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在于，虚构性是否就是“说谎”？能否达到与真实性的统一？如前所说，我们的观点明显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我们认为，文学叙事或者小说叙事较之历史叙事、新闻叙事等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不是要与已经发生的个别事件相似，而是追求所讲述的故事总体上符合一种更具概括力、更带普遍性的本质的真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小说中的故事就不能是“实事实录”，必须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给以全新的编排和虚构，不通过这种全新的编排和虚构，就不可能达到那种更高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真实。我们的观点也有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之处，其一是，我们不认为小说的虚构性只是体现在“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上，我们认为这种虚构性也可以是按照“心理的”可然律或必然律设置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和情节，即如《西游记》那种极端幻想型的小说就是这样，虽然讲述的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同样可以反映现实和历史的更高的真实。其二是，无论虚构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或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应该尽量运用“逼真”的细节描写，制造一种好像是“实事实录”的幻觉，以便“诱引”读者暂时忘却整个故事的虚构性而进入到故事所描述的情境中。
　　……

导论 走向文学语言的综合研究
一、语言的时代
二、文学语言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三、文学语言的综合研究

第一章 对象的界定及方法论、文学观、语言观前提
一、对象的界定
二、方法论
三、文学观
四、语言观
五、研究的问题及其逻辑构成

第二章 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
一、对已有的三种文学语言观的评析
二、语言是文学活动中的中介

第三章 文学语言的结构
一、文学语言的文本结构
二、文学语言的生成结构
三、文学语言的读解结构

第四章 文学语言的特性
一、文学语言的基本特性
二、文学语言的自指性
三、文学语言的曲指性
四、文学语言的虚指性

第五章 文学语言的文体类型
一、关于文学文体
二、叙事的小说语言
三、抒情的诗歌语言
四、对话的戏剧语言
五、自由的散文语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