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发现儒学/尼山儒学文库》：
3.口述历史的内容和获得方法
口述历史在国内，尤其是在国史研究领域，方兴未艾。在口述历史的内容和获得方法上，我们可以从唐德刚口述史学中汲取有意义的经验。
首先要遵循科学的采访原则。唐德刚在访谈之前，会准备资料、拟出大纲、确定访谈内容；采访时会分段进行访谈，每次限于一个主题，并注重从闲谈中获取信息，等等。在文字撰写过程中，他遵循以下原则：保留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对于回忆者口述中的错误内容“直接代劳”，为其改正，通过注释表达自己的观点，等等。这一点为国内史学界所熟知，但其他人在具体实践上却未能达到如此高度。
其次在内容上要关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从唐德刚的口述史作品看，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政治、军事人物，比如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这些人或者是文化界的巨擘，或者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或者是经多见广的外交家，或者是历史要人的家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活动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他在《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一文中指出：“所以我认为像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夫、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有人认为，口述者在社会上及机关内的地位、作用和职能影响和决定了口述历史档案是否有保存价值，但真实情况应是口述者讲述的内容决定口述史档案价值的大小。内容是决定档案价值最重要、最本质的因素。尽管现在的口述史开始关注民众，注重从下向上看历史，但唐德刚的精英人物研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是不容忽视的。
三、唐德刚口述史的价值
首先是史料方面的价值。如《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有许多难得的史料。因为李宗仁是亲身经历过近代史上诸多历史事件的重要历史人物，所以他的口述回忆录自然包罗了很多的历史真相，这是这《在历史中发现儒学/尼山儒学文库》的最大价值。唐德刚披露了国民党上层与地痞流氓勾结的问题，如卢永祥1922年任上海护军使时，其子曾与黄金荣发生冲突，把黄抓起来打了一顿；1927年“清党”时，蒋介石借助了黑社会的力量。这些事情经李宗仁之口说出，是无可抵赖的。又如，唐德刚披露的国民党军队中“嫡系”与“杂牌军”的问题：参加北伐的七个军中，作战最勇敢、功劳最大的是李济深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而不是受革命教育最深、主义信仰最忠诚的黄埔系第一军。抗战期间，受蒋及黄埔系排挤、打压的前军阀部队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发挥了很大作用。台儿庄大捷，很大程度上是由庞炳勋、张自忠、孙连仲、邓锡侯、孙震这些人带领的“杂牌军”打出来的。反之，像汤恩伯、胡宗南这些黄埔系将领，自恃为“天子门生”、有“通天”的本领，大家都效忠于一个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实际战功极少。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亲疏态度。这些史实，由曾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说出来，当然有由别人说出来无法比拟的优势，相关史实在档案资料中也是难以找到的。此外，《顾维钧回忆录》保存了顾氏日记等资料。笔者认为《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顾氏的一生，乃至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当今凡涉及顾维钧及民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无不重视对这一史料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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