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研究，在《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散文十二家》《散文审美与学理性阐释》等多部著作。曾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扬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等职务。

第一章  散文特有的文化自信

散文的文化自信问题，是由文化自觉的话题而来。“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是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化时代，而提出的解决人与社会、时代、世界等诸多关系的命题。当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依凭电子科技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时候，如何谋求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在同住一个“地球村”之时而不被消解、消融与消灭，并保持自我文化的独立性，就是一个十分严峻与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化自信的实质就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内涵中的一个问题，是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本体的自觉与自信。自然，散文作为一种文化，如何融会到整体的民族文化中而获取自信与自觉，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讨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民族兴盛的重大方略。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自信也就失去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基础。包括散文在内的当下文学的自信与自觉，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载体，是凝聚与创造民族自信心和家国责任感的软性硬件。因此，深入讨论中国散文的文化自信与文体自觉并对其进行学理阐释，实质就是讨论文化自信在散文中如何彰显和如何切实践行；这对于提高当下散文文化生产力的水平，发挥其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审美效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大意义。

中国散文彰显着特有的文化自信，这种特有的文化自信，又彰显着散文所特有的文化价值。从文化自信方面来认识散文文体的特质，是一个全新的解读与阐释的视角。笔者将散文文体的特质，定义为国粹性、教化性和典艺性。这三个方面，集中表现了中国散文所特有的文化自信之骨血与品格；散文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文以载道”，书写和证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文化自信。对此，笔者逐一进行学理性的阐释。

第一节　国粹性：传承中国国学的自信

从散文诞生的历史予以认知，散文就应该被看做“国学”的组成部分；散文文体的国粹性，是因其作为“器皿”，传承着中国国学的自信。

国粹性的特质，是散文文体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所担当传承的历史责任而决定的。散文这个文体概念，最早出现于宋代罗大经的著述《鹤林玉露》（“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但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散文这种文体就随之诞生。最早的甲骨文记事，使用的就是散文的文体，距今已有3600多年；记述诸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的钟鼎文，距今亦有3000多个春秋。远古的散文，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文与史的真实性以及两者的结合，是文史叙事的根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六经皆史”。“六经”中的文史叙事，均由散文这种文体来担当。《论语》《孟子》《老子》《荀子》《韩非子》《周易》《尚书》《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等，这些不朽的经典文献，都用散文文体作为载体，传承至今。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散文是诸多文体中唯一担当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发展与积淀的书写，这是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完成与替代的宏伟文史叙事方式。唯其如此，朱自清提出了中国“散文学”的概念，并说：“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鲁迅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其言外之意，散文与诗歌，无疑应该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正宗的文学体裁。毋庸置疑，散文是历史上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有文史叙事担当的文体，是文章学、文体学中具有国粹性的、古老而最具生命力的文学样式。所谓的“正宗”而不是“邪宗”，是以散文历史担当的功能为其立论根据的。它的文史叙事功能的价值判断，强调的是国家的伦理意义，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文史叙事的绝对价值，而这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寓教于乐的诗歌、小说与戏剧，故而散文被历史庄重而严肃地定尊为“正宗”。

散文文体的国粹性，是基于它与国粹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所谓中国文化的“国粹”，指完全发源于中国，且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它不仅仅指称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这“三大国粹”。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精粹，还应该包括“国学”。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等哲学著述，这些作为国学中的国粹，是由散文作为最古老的传媒形式去物化，而成为传承至今的中国文化之根的。有人打比喻说，中国散文如博物馆，庄子是“编钟”，老子是“大鼎”，韩非子是“刀俎”，先秦文章是“青铜器”，楚辞是“陶器”，魏晋文章是“汉瓦”，唐宋古文是“秦砖”……当散文作为载体传承这些“国学”的时候，散文便随之成为它们书写、传播的形式，由此而具有了“国粹”的文体属性。在文本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意义上，“国粹”不可能剥离散文而存在。散文从其诞生之时起，历史的选择便天然地使之担当了“国粹”表述与传播的历史使命。它在传统的文化认同中，与历史俱进，在不断的历史演进和历史书写中承载着创新、发展的文化传统，反复地、恒久地建立起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正是如此，散文成为一个装载传统文化精华、任何文学体裁都不能替代的神圣的“器皿”，它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散文文体自身，也成为一种文字传媒的“国学”与“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