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派艺术传播思想研究》:
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思想对于理解意识形态理论的艺术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葛兰西认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霸权”,一种是针对政治社会的“政治霸权”,另一种则是面向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在大众传媒盛行的时代,“文化霸权”体现得尤为凸显。一方面,大众传媒会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将上层的统治思想通过文化、艺术强行灌输给民众;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自身赖以生存的观众群,大众传媒又会加入许多属于其他集团的、个体的观念,使得社会中冲突与共识、同质与抗争在“文化霸权”下进行最根本的运作。在葛兰西眼中,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发达阶段,其不再使用暴力手段对民众进行控制,而是通过文化、艺术的方式让统治思想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掌握了“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才能真正掌握社会的领导权。在这里,艺术显然成了政治的“帮凶”。
在微观的层面,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这样的研究模式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理论在面对艺术传播问题时具有不同的研究倾向。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宏观研究思路在面对艺术传播现象时,往往从当时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机构的视角出发,在经济与文化、艺术影响之间有一种“决定论”的倾向,文化、艺术的反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像文化研究这样微观视角在看待艺术传播问题时,宏观层面上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不再是研究的重心,反而作为个体的人以及团体对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的接受与消费方式成了他们关心的对象。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在探究艺术传播问题时也没有了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形而上的、强调精英与大众二元对立的传统,他们着重于对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做出“客观”的理解,并且以微观、具体的经验生活为思考的出发点。在这样的一种理论思路下,文化研究对电影、电视、流行音乐这样的大众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究,流行艺术的生产、流通、消费、认同等各个环节都成了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对象。此外,文化研究还摆脱了传统批判理论一味强调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深度访问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被普遍运用到对于流行艺术的研究当中。
这样的一种微观的思路也体现在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艺术传播问题的研究当中。虽然明显涉及全球化的问题,但是媒介帝国理论并不是宏观的泛泛而论,而是深入到对艺术传播现象具体的研究当中。其中,对发达国家文化输出的研究成为媒介帝国主义在艺术传播方面论述的中心之一。例如,作为美国电影的标志,好莱坞通过流水生产的方式产出了大量的故事片,成为唯一一个几乎打人所有电影市场的电影工业龙头。据统计,好莱坞电影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占据了世界电影上映总量的80%;而在当今,美国电影占英国全年电影上映总量的40%,在南美各国这个数字经常超过50%,而在泰国甚至达到了90%: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79个国家输出电影,其中56个国家将其作为主要的电影输入国。在这种语境下,媒介帝国主义在艺术传播层面思考的主要议题包括大众媒介流动的不均衡造成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文化自主性的侵蚀以及由此而生的不平等与文化同质化等问题。
除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研究等之外,批判学派在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西方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其理论的庞杂程度非“单纯”的经验学派可以比肩。不过,通过以上论述还是能够从整体上对批判学派的艺术传播研究予以把握。从本体论上说,不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他们在研究艺术传播问题时都带有鲜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从而在面对艺术现象时,不会把艺术看作是同自然界中物理、生物一样的对象,而是会从文化意义与人文诉求的角度看待艺术在人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而在面对艺术受众时,也不会把他们看作是同质化的没有个性的“螺丝钉”,而是看作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活生生的人,对艺术接受的个性化维度的强调是批判学派艺术传播研究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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