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疾风知劲草——东北抗联四军的童年时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有日本“敦图线”铁路测量队人员，企图闯入驻延吉的东北军原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的防地一一瓮声磖子(又名明月沟)。他们不听警告，为值日班长下令击毙七八人，余者鼠窜而逃。日伪当局得讯，反而将三营调往吉林驻防，声言提升三营营长王德林为团长。三营奉命移动，由敦化上火车之后，全体下级官兵闻知将去吉林，顿然变色，忿不受命。王德林在全营官兵抗日要求和敦促之下，拒绝西上，把队伍拉到汪清县境的小城子兵营去，开始酝酿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组织群众抗日的号召，中共延边四县地下中心县委于二十八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县委书记小李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作出了六项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并指派我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巩固其部队抗日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游击战中建立党的革命武装。因为我和王德林之间，友谊深厚，派我去便于开展工作。这种友谊，还是远在民国7年开始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此外，中心县委会议还决定在我之后，继续派孟泾清、金大伦等四名同志参加王德林部队，去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我带着党的使命，从延吉到达汪清小城子王德林部队驻扎的营地，不料国民党投降派的盖文华、李耀清、赵冠民等三人代表团，早已捷足先来。 谁都知道，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第五天，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抗日号召的同一天，国民党蒋介石就在南京市党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他那“不抵抗主义”。以盖文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就是受命来此说服王德林及其部队执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的。他们给王德林带来了“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企图改编王德林的部队，改变其部队的抗日性质，即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中所说“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王德林在这三个人喋喋不休地鼓噪国民党“不抵抗主义”面前，纸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说。
当时，国民党政权在一般东北军官中间还有它的迷惑力。这种迷惑力正像密布人民头上的乌云，中国共产党像是被这乌云所遮蔽的太阳，只有站在一定的地方，感受到从这乌云密布的空隙间透出阳光的人，才能预测到民族所面临的未来的晴空万里的时代。王德林是一般的头脑简单的东北军官，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完全为这块当头的乌云所迷惑。此外，在座的还有当时的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这个代表带来一万元的军饷支票，要求王德林编为一个团，受李杜调遣，配合作战。两方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吉东三个县的以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他们和王德林有着封建结盟的关系，嘴头上都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却希望王德林不要“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王德林如果是“识时务之俊杰”，就该“静伺机宜”，既不联李，也不依蒋，而应该编为“山林警备队”，“自固待机”“可进可退”。这为的是给王德林部队的未来，开个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后窗。当时，王德林在这些来自各方的代表群围攻当中，犹疑，沉闷，困惑，不能自解。后来，还有原东北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意图抗日，也派来了代表伊晏波。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代表在围攻王德林的同时，各展唇齿，相互舌战。
我一到，王德林就慨然地说：“你到底来了！”原来，我未到之前，他已经打电话到延吉各处去打听我的行踪了。在大厅里，我见着了来自各方的代表。其中，从吉东三个县份来的那些所谓士绅代表团，我因为东北军的关系大半都认识，不是大地主，就是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他们老式穿戴，都挺体面。在我们民族遭受日寇残害、侵辱的时候，看见那只顾劝降的国民党代表，看见这盛装的绅士们，总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情绪。王德林仿佛感到我神色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不容我开口，就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
这样，我就走开了。直到吃午饭，我们两个人单独见面的时候，王德林才开始谈到来自三方面的代表们所怀的意图，以及军饷一毫莫筹的困窘处境。那些代表们呢，仿佛很怕我们俩有单独密谈的机会，也许很想知道我们谈话的底细，或想观察王德林对我的态度，总之，我们的谈话还没有深入，饭还没有吃，他们就各自离开大厅的餐桌，匆匆忙忙抢先赶来了。这样，我们不得不改变话题，转到一般的关于伪军动态之类的谈话上了。
饭后，我在单独休息中间，接触了王德林周围的官佐及其亲信人物孔宪荣、吴义成等。这两个人都是王德林绿林时代的“底柱子”。当时，孔宪荣在王德林部下任第十连连长，倾向吉东三县所谓绅士代表的意图，意在投机取利，极为狡黠。一九四八年，孔宪荣在出席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认识到自己路末途穷而悬梁自尽了。吴义成和他相反，头脑简单，是王德林的悍将，以王德林的意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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