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尚古，世道剧变
关于物种的由来，历史上的智者们提出过四种解释。一种生物或者被上帝设计好了，或者被人类驯养改头换面，或者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或者经由天然演化脱胎换骨。最后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传人中国的时候，它被浓缩成八字短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在物种之间和物种之内展开，由自然选择决定其存亡，适应度最高的个体将有利的性状遗传给后代，每一代会产生少量变异性状。我们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然而，直到1859年11月，进化论才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正式问世。
当孟子遭遇达尔文
形态迥异的动植物起源于共同祖先，这一猜想长久以来匪夷所思。每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太短，不可能亲眼看到新物种的产生。演化史上的自然条件不可重复，生物学家也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反复实验。幸运的是，动植物的驯化帮助人类理解了改良物种的渐变机制，大自然通过化石、邻近种群和DNA间断性地保留了物种演化的记录，今天的科学家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物种在不同条件下演进的过程。在过去150余年间，汶一切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史的了解。
行为最复杂的生物莫过于人。进化论基于对动植物的观察而产生，它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现象？我曾和一位专治政治哲学的朋友聊起达尔文，他立即表示：“动物受制于进化规律，人类并非如此。”这位朋友的书架上码放着好几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哲学书籍。在他看来，智慧的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才做出正义的选择，自然不会像动物那样受本能驱使。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发现恰恰指向相反的事实：人类的大部分道德行为由某种情感机制推动，这种情感机制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史中逐渐形成。人性像动物行为一样，是演化的产物。
社会学鼻祖孔德曾经指出，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学科，意即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家却漠视这一下位学科，在自己的领地内闭门造车。《物种起源》出版一个多世纪后，演化生物学终于开始大举进入社会科学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教父”威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提出一份旨在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纲领，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走出传统研究领域，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三十年过去，各个学科几乎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演化心理学成绩最突出。该学科的集大成者巴斯运用大规模跨国调查，以社会科学方法验证了演化理论对人类心理的猜想。他的《演化心理学》一书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审美的人》和《文学达尔文主义》则开创了生物学和人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多年来喷云吐雾，或许达尔文的文艺学传人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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