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
概括起来讲，中国文化研究中，一直以来就有南北文化不同论的看法，只不过不同时代对南北的定义有所不同罢了。近代以来，南北文化的不同，对应的文化象征符号变成了上海与北京。北京自晚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皇权和故都文化的象征，政治意味胜于上海。而上海作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商业兴城、对外贸易是它的基本底色，在文化上有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特色。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之前，南北文化不同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存在的，当然未必有20、30年代京派、海派之争那么强烈。除了“五四”之前南北文化不同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他们的思想起步和文化实验在上海时期都已经开始，这说明前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验，在上海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北京时期那么激烈和引入关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说前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发生在上海。我想强调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化空间，从1843年开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建设，都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文化上具备了向中国固有文化提出全面挑战的基础和能力。如果说，在北京的正统文化圈内，还维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地位的话，上海的洋学堂、西文报刊、白话报纸、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和管理系统，乃至租界中的种种西方现代版的典范效应，可以说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置身于上海这一现代化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包括文化、文学在内的新的形式和内容，事实上在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都已经确定下来。譬如圣约翰大学，其前身是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大学。南洋公学1896年建立，是盛宣怀创建的新式大学堂。这些现代化的大学教育，不仅为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提供实验基础，也起到了社会示范效应。像后来北京大学所有的师生办刊办报等文化实验，上海的大学中早已施行，只不过激烈程度不像五四时期那么集中和尖锐。上海因为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商业城市，因此，文化与市场关系尤为密切，这种关系孕育出特殊的文化组织机构，这就是书局报馆。通过书局报馆，协调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这是沪上文化生产一流通的一种方式。而在这众多的书局报馆中，商务印书馆独占鳌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直把商务印书馆当作文化机构来看待，而不是一般的印刷出版企业，其中的原因是商务印书馆在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公共空间上，有着特殊贡献。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严复翻译著作和林纾翻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系统出版的，可以说这些出版物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先河。组织架构上，与五四新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研究会”，其核心人物郑振铎、茅盾都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成为发表新文学家作品和评论最多的出版物，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评论家，引领了整个时代。与北京大学的校园精英文化活动相比较，商务印书馆突破了知识精英的小圈子，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普及和文化传播。无论规模和传播力度，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全国有三十多个分馆，海外还有自己的分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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