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
长期以来，对于汉语史语料时代性的判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以著作者的时代作为语料的时代，例如《世说新语》应当断为南朝，《晋书》应当断为唐代。另一种则认为应将语料分为记言与记事两个部分，记事部分可以断为成书时代，记言部分则应断为说话人所处的时代，例如《晋书》中的记事部分应当断为唐代，记言部分则应断为晋代。对此，笔者曾就《世说新语》与《晋书》中的异文语言进行过详细比较，①发觉这后一种观点并不可靠，原因是前代人的说话被采编人后代人的书文中往往会有不小的更动。这种更动无论是仿古的，或者是掺人编纂者所处时代的语言，均与说话人的实际语言存在某种距离，难以客观反映前代人说话的原本面貌。不过，我们也不应当绝对排斥这类后人编纂的反映前人言行的语料对于研究前代汉语发展的价值，例如唐人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对于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发展的价值，而应当审慎地加以利用。我们的观点是，如果需要从这类载籍中采例时，应当舍弃后代萌生而前代尚未出现的用例，但却可以选用前代已经萌生或发展的用例，以作为时代性确切无疑用例的辅助证据。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较为积极而又稳妥的。
此外，还有一些后人从类书中纂辑而成的语料，虽然标名为魏晋南北朝人所作，我们却很难断定它们是否完全保存了古本原貌。例如《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等，虽然标名为晋宋人所作，但据考证其中也有一些文字更动与他书阑人之处。例如《搜神记》卷十八“遮莫千试万虑”中的“遮莫”，《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初版就已指出不太可能是晋代萌生的语法现象。无独有偶，志村良治也举出唐代张鷟《游仙窟》“径须刚捉著，遮莫造精神”这一用例，随后论述说：“‘遮莫’训作‘既然如此，只好如此’，是纵予表现的代表词汇，在唐代很流行。这个词的最早用例一般认为是《搜神记》（卷18）张茂先条：‘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但是现在的二十卷本《搜神记》，反映的只是唐代通行本的面貌，并不是通行于六朝的原本，作为资料有不太可靠之憾。这个词即使是从六朝开始使用的口语，但作为资料只能说它最早见于《游仙窟》。”随后他又列举了杜甫、李白诗中的三个用例，最终又在文末注中进一步解释说：“这个‘遮莫’后来写作‘折莫’、‘折末’、‘折么’、‘折模’、‘者莫’、‘者么’、‘者磨’等，在宋元经常使用。”①毋庸置疑，对于这一类的语料，我们认为也应参照上文所述的办法，在需要采例时，只是从中采用此期其他载籍中已有确切用例者作为辅助证据，而舍弃那些在时代性上疑而不明的用例。
语料时代性的鉴定之外，还有语料的利用问题。我们在上编第一章中曾就书面语与口语做过简要的描绘与论述，这里再就如何具体区别利用口语与书面语以及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问题谈些看法。
对于《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的写作来说，第一章所述具有口语色彩的书面语言材料当然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既名之为“历史语法”，探寻的重点必然是语法的发展，而口语材料对语法的变化最为敏感，也最能反映语法演变的方向。有鉴于此，《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在中、下两编中就将主要依据这类材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法与句法的发展变化分别进行论述探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上编已有概述，此不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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