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年8 月，德国士兵开赴前线之际，德皇威廉二世向他们保证，他们将在秋季叶落之前凯旋而归。到1915 年，德国士兵和平民意识到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敌人。就在这一年， 威廉·伯尔舍（Wilhelm Bölsche）出版了《德国景观话今昔》。伯尔舍是20 世纪初杰出的社会改革家，他在德国大力普及查尔斯·达尔文的学说，还发起了旨在让新兴德国城市拥有更多绿色空间的花园城市运动。这本书是伯尔舍为战争出的一把力，这样的努力数不胜数，都是利用自然资源为民族事业服务。该书的前言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前言出自弗朗茨·格克（Franz Goerke）之手，他也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不但对大众科学教育感兴趣， 还对自然保护这样的绿色事业充满激情。
“在这个拼搏与战斗的时刻，”格克写道，德国的景观是“我们必须捍卫的最重要的东西。”经历过20 世纪历次战争的德国人很熟悉这种要求人们做出牺牲的号召。他们要保卫的景观是“德国绿色大花园”，是故土和故乡（Heimat），这里的草地、森林和蜿蜒的河流孕育了德国人的特质和精神。2 无论战争将带来何种巨变，自然景观不会变，一如它所养育的这个民族。只可惜， 自然景观也是会变的。如果一个德国人能够穿越时空，从1915 年或1940 年回到1750 年，映入眼帘的“自然”景观会让他大吃一惊：土地大多未经开垦，到处是沙地、灌木，尤其是水面。这位20 世纪的来客走不了多远，那些早已干涸、被人遗忘的水潭、池塘和湖泊会令他步履维艰。18 世纪的北德平原遍布低洼的草本沼泽和碱沼，这位现代旅行者会完全找不到方向，从而面临重重危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受过教育的同时代人把这些沼泽比作新世界乃至亚马孙河流域的湿地。这个地区阴郁而泥泞，水道蜿蜒，到处是浓密的藤蔓植物， 只有平底船能通行。这里成为蚊虫、蛙类、鱼类、野猪和狼的栖息地，不仅在视觉上，在听觉与嗅觉上也迥然不同于20 世纪德国人所熟悉的平整田野上无言矗立着风车的开阔景观。走进18 世纪任何一条德国河流的河谷，这位现代德国旅行者都会觉得来到了一个迷失的世界。1750 年的河流与20 世纪完全不同。它们甚至没有固定的河道。现代河流是航运大动脉，河水在人造堤岸的固定河床中欢快流淌，而18 世纪的河流在泛滥平原上蜿蜒流淌，被沙洲、砾石崖和岛屿分割成数以百计的水道。河流在不同季节流速快慢不等，无法满足常年通航之需。河流两岸数英里内都是茂密的湿地森林，根本没有农田和工业设施的空间。这就是18 世纪的莱茵河， 歌德曾在这里钓鲑鱼， 成百上千人在河边的沙里淘金。此后的150 年间，莱茵河成为德国特性的最高象征，但河流的面貌焕然一新，河里已经没有鲑鱼和黄金了。
这就是1750 年前后低地德国的景象，20 世纪的德国人很难确定自己置身何处。高地德国变化较小，但仍然足以让我们假想的现代旅行者感到震惊。例如，假设有某位20 世纪的人士前往18 世纪的东弗里斯兰（Friesland） 半岛， 或是绝大部分属于高沼地的巴伐利亚。1750 年时，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广袤无垠的泥炭酸沼几乎荒无人烟， 既没有道路和运河， 也没有开垦成可耕地。只有极少数地方，泥炭采掘开始改变地表的面貌，但依然让人望而却步；直到酸沼开始消退，德国人——某些德国人——才开始学着把这些地方看成是“ 浪漫的”。如果继续登高， 攀上艾菲尔山（Eifel）、绍尔兰(Sauerland)、哈尔茨山脉(Harz)和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的高地，这些旅行者能看到更动人、从那以后彻底消失了的景象：被日后兴建的大坝淹没的数以百计的山谷。18 世纪时，山谷里的田野和村庄尚未被水淹没，正如泥泞的高地酸沼尚未变成田野和村庄。德国景观意味着很多东西，但绝非一成不变。
本书讲述了250 年来德国人重塑景观的故事，他们开垦草本沼泽和碱沼，排干酸沼，将河道裁弯取直，在河流高峡修筑大坝。这些人造工程并非全新的创造。中世纪时，西多会修士就排干过草本沼泽；1391 年，莱茵河首次成功实施了裁弯取直工程。早在数百年前，德国中部山脉就建过水坝，当时是为了用水力来给矿井排水。1750 年后水利工程的新意在于规模和影响。它们显著改变了地表的面貌， 如同当今那些随处可见、引人注目的现代标志， 工厂的烟囱、铁路以及生机勃勃的城市。为什么要采取这些举措？是什么人决策，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就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我把书名称作“征服自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定义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时光流逝，人们的态度随之改变，从18 世纪启蒙运动开朗的乐观主义，19 世纪对科学和进步的热切信念，到20 世纪特有的强调确定性的专家治国论。（1900 年，水电被看成是穿白大褂的人创造出来的现代清洁能源，这种在当时属于异想天开的主张与60 年后人们对于原子能发电的热情如出一辙。）唯一不变的是基本观念：大自然是人类之敌，应该加以约束、驯服、抑制和征服。
“让我们学会向自然环境宣战，而不是向我们的同胞开战。”苏格兰人詹姆斯·邓巴（James Dunbar） 于1780 年如是说。在他看来，向自然开战乃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观点无疑是200 多年来德国历史一再重现的主题。作为邓巴的同时代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主持排干的沼泽湿地和碱沼超过当时的任何一位统治者，他俯瞰新开垦的奥得河沼泽， 自豪地宣布：“我在此和平地征服了一个省。”19 世纪，进步人士的理想是在酸沼建立定居点和实现轮船航行。在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驾驭自然被视为人类道德进步的标志；它是战争的反面。这种态度甚至一直延续到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许多评论家认为这场战争打破了人类进步的固有轨迹。1915 年，弗洛伊德撰写《战争与死亡时代的思索》，把这种态度视为战争的“幻灭”，“我们在控制自然上的技术进步”助长了和平解决人类冲突的信念； 因为关于秩序井然和法律文明化的价值观乃是“使人类成为地球主人的品质”。战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相同的主题，哀叹“社会不去排干河流，反倒把人的洪流引入战壕”。在水利工程问题上，直到20 世纪中叶之后很久，这种铸剑为犁的乐观主义始终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往往与我们的想象不同，排干沼泽或是让河流改道，与其说是“战争的道德等价物”（威廉·詹姆斯的说法），倒不如说是战争的副产品，甚至是帮凶。不妨以腓特烈大帝的围垦工程为例。排干沼泽，等于是摧毁了逃兵藏匿的幽暗庇护所，清除了时钟般精确的腓特烈军队行军的障碍。士兵们开凿运河和水渠，移民村落则由前军需商负责监督。而征服自然往往是在武力征服的地区进行的。再来看看19 世纪雄心勃勃的莱茵河“ 治理” 工程。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从而有益地简化了德国的政治版图，为这条河流的改造铺平了道路，工程进度和施工方式才得以确定下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普鲁士工程师和数以千计的工人要在北海和疟疾肆虐的亚德湾（Jade Bay）泥滩苦苦奋斗10 年之久，所为者何？是为普鲁士以及日后的德国舰队修建一座深水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为什么加快了在高地沼泽排涝和移民的步伐？因为《凡尔赛条约》之后， 德国人开始自认为是“ 没有空间的民族”(Volk ohne Raum)，因而每一寸开垦出来的土地都价值连城。为了准备下一场战争， 纳粹党人紧锣密鼓地推行这场争夺粮食、同时也是针对自然的斗争。1939 年后，他们制订了东欧的水利工程计划，这个计划既有专家治国论的狂妄自大，也从种族上蔑视所征服的混乱土地上的民族。种族、土地开垦与种族灭绝交织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说明历代德国人所谓的“征服自然”，我们不妨借助一个军事术语，即“水的战争”。这个比喻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适用的。水能够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河流是饮用水以及清洗和沐浴用水的唯一来源。河水灌溉农作物，河中的鱼类为人类提供热量。河流带走污水并提供了运输手段（河流是移动的道路，布莱兹·帕斯卡尔如是说）。它们为冷却和其他工业生产过程提供水源。它们驱动简单的水车乃至精密的涡轮机，这是人类历史上名副其实的重复发明的实例。人类用各种方式利用河流，有些方式彼此兼容，有些则相互冲突。本书所描绘的德国水文地理的每一次重塑，不论是河流改道还是筑堤防护、排干沼泽、开凿运河、修建大坝，不同的受益者之间都发生了冲突。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人们改造河流和湿地，冲突随之而来。在早先的年代，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渔业或狩猎与农业的矛盾，日后则是农业与工业，某个现代利益集团（如内陆航运业）与另一个利益集团（如水电站）的矛盾。地方的或小规模的需求与更大的势力之间几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总是以强势一方获胜而告终。正如一位重要的德国水坝专家所说：“对水的控制伴随着对水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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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布莱克本是当今撰写欧洲历史优秀的作者之一。
——《美国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