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狱神庙》：
刚正不阿，不畏神的范滂
中国的狱神庙内，一边画着皋陶，一边画着獬豸。其目的有二，一是让犯人祭狱神，一是让那头一角神羊触罪人。一句话，在精神上，瓦解囚犯的心理，在行动上，威吓罪人服罪。但是，犯人，一如遇到范滂者，可就糟了。因为范滂为人，一如皋陶，也刚正不阿，且他是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捕入狱的。范滂，官位不高，只是被聘为功曹（属吏）而已。但诚如平原君所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范滂正是这样一位不居显位却脱颖而出的人物。
范滂（136-169），字孟博，东汉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人，是那个时代清议名士中，最具个性、风采闪亮、戏剧性最强的人。少厉清节，举孝廉。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按察郡县不法官吏，举劾权豪。因汉末时政腐败，他弃官而去。后汝南太守宗资，请署功曹，严整疾恶。桓帝延熹九年，以党事下狱，释放归时，士大夫往迎者，车数千辆，简直成了受人爱戴的盛大活动。灵帝初，再兴党锢之狱，诏捕滂，自投案，死狱中。
苏东坡母亲读了《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是作为母亲，教育儿子成为一个清正之人的例子。那么范滂的母亲，究是一位怎样的家长。不妨读一段历史：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侯览借口党人“图危社稷”，“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这条罪名——图谋造反，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事情。当本地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时，到了范的家乡，竟在驿舍大哭，汝南县令郭揖知道后，想和范滂一起逃亡，但范临危不惧。范滂与母亲诀别时，母亲却对他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是一句让人抉心剔肺、大义大勇的话。后范滂与李膺、杜密等百余人被执，死于狱中。而其母与儿子临别时，能顶天立地，不畏犯上，令人动容。苏东坡的母亲直言，她还不能像范母那样伟大、刚毅，折服之情溢于言表。
范滂是汉代历史上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少年时就有清廉、节俭的行为，常作为地方上的一位楷模。为官后，一直坚守敦厚、质朴、谦逊、节俭的品质。后因秉直办理政事，得罪上司而坐牢。范滂反对宦官专政，终被捕入狱。所以，范滂见了皋陶就不怕，还对狱吏直言不讳地说：“皋陶是位贤人，是古代刚正不阿的司狱大官，如果有灵，他一定知道我范滂是没有罪的。”意思是说，我本是无罪的，不必再祭那狱中的任何神祗。他敢反问狱吏：“如我范滂有罪，祭之有用吗？”
皇帝下令逮捕的人，既然有人违抗，且因范滂拒祭“狱神”，竞当场带动了二百多名士的集体罢祭，等着范滂的当然是酷刑拷掠。但他自动受刑，备尝毒楚。由宦官掌握的黄门北寺狱“中常侍王甫主审，进行了残酷的‘皮肉教育’不算，范滂等人的颈、手、脚，均被枷铐，曝于阶下。没有挨到讯问他，范就越次抗言，援引儒家经典，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连王甫也为之改容，解除了他们的桎梏。被理想所鼓舞起来的殉道精神，支撑了这条硬汉”（何满子《中古文人风采》，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因此，范滂在炼狱中成了天下士人的偶像。
其实，当我们回眸汉代法律之时，也可知其一斑。正如章太炎所云：“余观汉世法律贼深，张汤、仲舒之徒，益以春秋诛心之法，又多为决事比，转相贸乱，不可依准。”（《太炎文录初编·五朝法律索引》）这说明了从秦汉以来，国家律令比较紊乱，至东汉宦官掌权后，法律更乱。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到极点。加之天灾扰攘，迫使农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最后引发黄巾大起义，虽未成功，但东汉王朝自此走向了灭亡。直到唐律公布，始对人身有点改善，稍为民生着想，明代虽承唐之律法，但因明初统治者知识素质不高，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又有所降落，并制造了大量的冤狱杀案。
我想，对于范滂这样无罪而蒙冤者，那头一角神羊，就算在旁，也无用武之地。如果，天下像范滂这样的罪人多了，狱神庙中的皋陶和独角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以此看来，天下法律虽混乱不堪，但还出现了像范滂这样正直的官吏。
看来，中国狱神庙的建立，还当另有别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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