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1990年生，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文学。

　　汉代建构的天下秩序体系，不但彰显了空间形式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而且隐喻着社会记忆与典范历史框架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诉求。《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借由文本的考察，思考大一统心理空间图式下的汉帝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中央与四方、南与北是论文试图架构的两个基点，或者说是重新检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空间书写的两个论题。该书旨在通过这两个议题的研究与思考，观察汉代天下秩序建构和文学书写内蕴的政治权力、社会记忆、宗教信仰。全书结构则如下：
　　一至第三章讨论汉帝国的天下支配模式。汉帝国时代的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央与四方，二者同处于一名为“天下”的空间结构中。如何规划设计华夏与四夷间的秩序结构，是帝国面临的时代性困惑与形而上焦虑。汉代知识阶层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来探讨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政治方面的边境开发模式，主张帝国以武力征讨周边之不服，借助郡县制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的统一支配体系；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家族模式，主张以“夷夏同源”的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一“天下”共同体，同时又拟仿宗法制原理确定华夏支配四夷的秩序形态；第三是宗教方面的祭天模式，主张天子以祭天取得天地神灵的神力，借助无处不在的天地神力来实现对中国与四夷的无差别支配。
　　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北方中原文化本位下的南方形象的塑造。帝制时代的北方在文化与地域的双重维度铸就了“北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南方成为带有主观精神编选、组织、建构、创制的“虚幻空间”。作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意象的投射，南方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想象、文化秩序等权力因素的运作，南方书写暗喻着北方文化中心观主导下的政治建构与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涵泳文化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文空间。该书选取汉代文本中的史料编撰、《诗经》阐释、《楚辞》研究三个角度来分析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与北方文化中心论在塑造南方形象中的作用。

　　《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
　　贾谊以为诸侯叛乱的根源在于实力太强，“强者先反”，并非性格之类的原因，实乃形势所然：“非独性移人也，亦形势然也。”与贾谊、晁错等政论家分析问题时注重客观实力相较，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司马迁则以个人性格、地域特质等内在因素来解释问题，而这些因素也成为太史公书写时的预设。
　　再以《汉书·淮南王传》的叙述笔法为例，班固首先将淮南王安塑造成一个本性爱好读书、安分守己的诸侯王：“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随后载淮南王之所以对帝国心生不满，主要原因便是江淮间轻薄宾客的挑拨：“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这些宾客当中以楚人伍被为首：“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③伍被亦是被廷尉张汤以“被首为王画反计，罪无赦”④之由诛杀。然而根据《伍被传》可知，事实上伍被却一直在劝谏淮南王不要谋反：“久之，淮南王阴有邪谋，被数微谏。”⑤可知《汉书》在淮南王问题上对伍被的认识采纳的是张汤的意见，此即编纂者在看待问题时的地域偏见。《史记》中关于淮南王安怨望朝廷的记载又是“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⑥，《史记》以为淮南王反叛之心的生发并非由于外人的劝导，而是出自淮南王安内心深处对于父亲之死的怨望。淮南厉王死于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刘安在汉文帝八年（前172年）被分封为阜陵侯，而被分封为淮南王时已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封王原因是当时社会舆论对淮南厉王之死充满同情：“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日：‘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兼容！’”对此舆论，文帝愤怒自辩道：“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邪？”⑦可知当时舆论认为文帝因贪图淮南之地而夷灭厉王，文帝迫于舆论压力再次将刘安分封为淮南王，此“天下”人中当包括刘安。观察淮南王安的成长轨迹，可知他从八岁开始做了两年的布衣，十岁开始做了四年的阜陵侯，已经开始记事的刘安当知其父之死的缘由以及自身得王之因，他封侯封王并非帝国皇帝的主观意愿，而是迫于外在的压力，因此刘安很容易对帝国政府产生敌视情结。事实上，在吴楚七国之乱时，淮南王安就有响应吴王号召的心思：“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①可见，淮南王安对朝廷早有不满，此中主要原因即在于淮南王安对其父亲厉王遭遇不公以及自身幼年颠簸的愤恨，而非轻薄的江淮宾客的挑拨。《汉书·淮南王传》将淮南王安的反叛原因推到江淮宾客好作乱犯上的轻薄心性上，刻意扭曲伍被等楚士的实际情况，体现了编纂者对南方地域的污名想象与傲慢偏见。
　　对于史料中淮南王安之乱的文《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写，沈豫在《读史札记》中评论道：“太史公以戎狄荆舒谓淮南、衡山，俗薄所致，岂通论哉！二南、江汉，王化蒸蒸，使周召处此，棚车镞矢，断不作矣。”②沈豫认为荆舒之地的风俗非但没有鄙薄之劣势，相反是“王化蒸蒸”。淮南、衡山作乱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出了问题，如果他们是仁人君子，则断不会有此问题。“使周召处此，棚车镞矢，断不作矣。”对此，李景星《史记评义》日：“赞语归过于臣下，归罪于地势，为三王出脱，正是为三王怜惜。盖史公于淮南、衡山之事，殆有以深悲其致罪之南，而其反迹之虚实隐见，亦有含蓄荐吐而不欲明言者矣。”③此言确为实论，三王并无明确反迹，只是帝国政府为了削弱地方诸侯实力而强加的罪名，司马迁因怜惜三王而将罪名归结于地域风俗。但由此可知地域风俗并非三王之乱的原因，司马迁“归罪于地势”，强行以“楚地好作乱”的刻板认识来替三王开脱，又加深固化了楚地俗薄好作乱的地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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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意义 二、研究史的回顾与学术空间的开拓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 四、总体框架结构 章 边境开发：郡县式的天下秩序 节 华夷之辨：反开边派的天下观 一、九州为境与《上书谏伐南越》 二、虚耗中国与《弃珠厓议》 第二节 王者无外：开边派的天下观 一、推广仁泽与《难蜀父老》 二、威服四夷与征颂文学 第三节 边境开发的可能与内涵 一、边境开发的实践基础 二、“称臣称名”的郡县制内涵 结语 第二章 “四夷列传”：宗法式的天下秩序 节 血缘认同：“夷夏同源”神话的建构 一、武力征伐的否定 二、夷夏同源的建构 三、血缘神话的选择 第二节 文化区隔：“夷夏之辨”传统的坚持 一、司马迁的“夷夏之辨”思想 二、文化区隔中的优秀与低劣 第三节 家族结构：天下秩序的内部形态 一、大宗的华夏与小宗的四夷 二、家族制的渊源与依据 结语 第三章 祭天文学：宗教式的天下秩序 节 祭天之礼：天子与天地交往的媒介 一、汉代祭天之礼的发展 二、祭天仪式的意义 第二节 甘泉文学：郊祀祭天下的天下秩序 一、神物感应与甘泉祭祀乐歌 二、诚敬通天与甘泉诸赋 三、元成郊祀改革与人神沟通方式的变迁 第三节 巡狩文学：巡游祭天下的天下支配 一、秦始皇石刻的空间展演 二、汉代巡颂文学的天下演示 结语 第四章 史料编纂：北方文化本位下的南方想象 节 “剽悍轻果”的南方想象 一、从怯懦到剽悍的南方形象 二、典型人物特征的类型化 第二节 大一统叙述结构下南方形象的认知与演变 一、大一统叙述结构下的地域认知 二、文化视野下的地域认知演变 第三节 南方形象的形成 一、记忆的选择 二、价值的错位 第四节 “直躬证父”文本的改编与南北文化竞争 一、“直躬证父”文本的衍变 二、“婢直”的楚文化 三、汉代的“亲亲相隐”与“婢直之风” 结语 第五章 《毛诗》阐释：大一统视野下的南方认知 节 大一统观念下的“京师”阐释 一、天下的中心 二、风俗的统一 三、中央集权 第二节 大一统视域下的“二南”解释 一、九州一体：广土众域的“二南” 二、不服周室：斥之不录的“南风” 结语 第六章 《楚辞》研究：儒学背景下的南方探讨 节 《楚辞》编纂与动态空间的形成 一、文本中心的《楚辞》编纂 二、开放流动的《楚辞》空间 第二节 依经立义的《楚辞》研究 一、《楚辞》仕进：帝王个人的私下爱好 二、依诗释骚：立足经学的《楚辞》研究 三、江南之哀：《楚辞》的文学传统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