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戏剧化”论说兼诗艺研究》：
三 悖论反讽和结构反讽：异质意义的并置
新诗第三种常见的反讽是悖论反讽。严格意义上，悖论的机制本来不同于一般的言语反讽。言语反讽是同一能指字面意义和内在意义的对立，悖论反讽则来自矛盾修辞，是将两个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因素放在一起，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字面上同时出现，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溶入。悖论中的强制性组合能构成语义悖反的两级，产生对峙的张力。诗歌的悖论反讽又不仅是一种修辞，它更是诗人矛盾的情感取向、审美气质和思想意识的表现。如波德莱尔诗中便有“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华美的骷髅”“美妙的折磨”等悖论反讽，表现了他对生活厌恶又沉醉的双重态度。简单说来，悖论是“似非而是”，反讽是“口非心是”。但由于悖论双方并置时互相冲突，最终必然改变了它们的字面意义，因此，悖论也具有反讽的机制。
在根本意义上，悖论是存在论反讽的典型形态。一些现代诗人既拥抱生活，但面对的又是人的矛盾、文明的悖论和存在的荒诞感这一本质真实，因此他们在诗中往往一边表达欲求、爱慕和赞美，同时又传达排斥、憎恶和诅咒，双重态度纠结在一起。在40年代，穆旦的悖论反讽深入到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环境、人性与神性等矛盾对立关系。如“因为就是在你的奖励下，／他们得到的，是耻辱，灭亡”（《神魔之争》），以“奖励”和“耻辱”相互矛盾的词语质疑了上帝对人的庇护和惩罚的双重性；又如“所有的人们生活而且幸福／快乐又繁茂，在各样的罪恶上”（《在旷野上》），“幸福”与“罪恶”的对立并置，宣布了人类原罪的悖论性存在：类似的还有“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鼠穴》），这里在“死”和“活”反复中纠结着诗人对传统的矛盾认识，一方面传统没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却又在一代代知识分子之间沿袭，这是知识分子的悖论境遇。除了穆旦，袁可嘉在诗学译介中也逐渐习得了悖论反讽，如《难民》中的“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词语间都是矛盾关系，把政治和难民的尖锐对立揭示得触目惊心。
当代诗人西川的悖论诗思更为错综复杂，内蕴丰富，也更具有抽象和形而上意味，并且40年代的言词悖论逐渐拓展出句群之间的悖论。他的《致敬》一诗，句群当中充满了前后之间的对立冲突。如开头写牲口的一段：“用什么样的劝说，什么样的许诺，什么样的贿赂，什么样的威胁，才能使它们安静！而它们是安静的。”这里包含一个隐喻性的悖论：牲口没有灵魂的需求，它们的聒噪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平伏的，因而诗人祈问“许诺”“威胁”给它们注入灵魂，“使它们安静”，这是存在论反讽感；但诗人还不止于此，随后突然追加“它们是安静的”，直接否定了前面所有的预设，造成了反讽意义上的悖论，由此也进一步推进了冲突。在这些悖论当中，西川传达了自己对现实经验矛盾的体验，并以戏谑的方式进行了思维悖论的游戏。
萧开愚追求语言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开启形式的栅栏、释放语义的光线”，让新的语言在经验和梦幻锻造中生成，在词语关系中生成，其中悖论关系组合就是他的拿手技艺。如21世纪以来的长诗《内地研究》，把当代发展中国的严峻生态用各种悖论修辞表达出来，语词的紧张变成了现实的紧张。“我们煮干河流和湖泊，使英雄无水浒”，公约词语被掐断关系，隐喻了人类扼断自己脖子的愚蠢；“从先进一边看，是反省的和尚拖着后腿”，先进与后腿的并置，嘲笑我们天天念叨的“先进”永远不会反省自身的盲动；“我们逐路而居，迁就道路而不使道路迁就我们”，把人造路的本末倒置揭示了出来，最终，人陷在“我们给出路捆在道路”的烂局当中。
欧阳江河的悖论修辞最有个性，他习惯用抽象语词构置智者的诡辩式悖论，将所指、经验拆卸再组装，生出新的感性诗意，同时又切中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存在困境，如“从思想的原材料／取出字和肉身，／百炼之后，钢铁变得袅娜。／黄金和废弃物一起飞翔……收藏家买鸟，因为自己成不了鸟儿。／艺术家造鸟，因为鸟即非鸟”（《凤凰》），以悖论语词写出了人难以飞翔、难获自由的沉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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