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试律诗学研究》：
张鹏翮按照与试律文体特征的远近安排所选诗歌顺序，试律之后便是应制和闲适诗。“是书为应试设，唐人试诗犹八比文之程墨也，故以为主，而应制附焉，其闲适诸篇则又附及之，非是无以博其趣也。学者观此，其于是体思过半矣……闲咏之作或因诗而制题，应试、应制之篇则因题制诗者也。起即点清题面，中必实发题意，一入后则写余波。大率四句为一解，亦有上下六句分截者，是在临文制变，其次第、转折、照应、联络与行文一理，细评特为指出，俾初学知所据，依久之斯可变化生心。”①相对于其他别体诗如闲适诗，应制与试律在章法结构，行文笔法上有更多相似性。二者都是先有题，后有诗；章法结构分为三截，为点题、诠题、尾声，其他写作顺序和构思过程如出一辙。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张鹏翮也时时以应制为比，凸显试律的创作方法。如评王士良的《南至曰隔仗望含元殿炉烟》便与沈俭期、宋之间应制诗对比，曰：“前诗（按：指裴次元同题之作）跳脱，此诗精整，各极其胜，颇类《晦曰幸昆明池》沈宋两作也。”②
张鹏翮仍将试律与应制分为二体，毛张建认为二者本质上完全相同，试律由应制发展而来，是应制的变体。“五律始于齐梁，而唐初应制盛宗之，故其时即定以取士。盖宜酌古今之所宜耳。予既采集试帖又附以应制诸诗，俾知试体之所自出，且多属燕许钜公之作，其揣摩简练、气象弘远，容有试帖所未逮者。学者苟以应制正其体裁，以试诗穷其变化，于斯道也庶几其近之矣。”③应制是试律之本源，且作者多为文坛巨擘，因而文学价值远高于试律。学习试律写作应对照应制，才能“于斯道”近。“五言不专六韵，唐初应制诸诗可考。试必以六韵者何？盖权乎长短之宜，而取其中以为式也，间有八韵、四韵者，传作寥寥，而六韵为多，诚试体之准则。学者神明其法，则虽或有体制长短之异，而权度既得可以应之有余矣。”毛张建认为所谓变体，即是从“非六韵”，转移到“专六韵”，将四韵、八韵折中。这种认识对应制与试律之间的差别理解得过于简单，以至于在作品评论中，虽明知为试律，但却称为应制。如评佚名的《华清官望幸》曰：“高华典赡，居然初唐应制之篇。”①此诗《文苑英华》列为省试诗，即试律。毛张建此评混淆试律与应制界限，不免有误导士子之嫌。
以八比解诗，起源甚早，据清人所记，明人便已有之。“文与诗通，及八比文昉于诗之说，世或未尽前闻。今未斋黎君、西河毛君并详举之，知是说为不爽矣。然黎所论乃四韵律，毛所论乃六韵律。”②此言所指黎未斋指明人黎久。在科举取士的明代，文人以八比解诗文，情有可原。风气相延，清代也有以八比解诗之说。如前文所引吴乔所著《答万季野诗问》中记载了作者与万斯同讨论诗歌布局的一段对话，即以八比论律诗。结合当时八股取士的制度前提，文人以八比论其他文体应该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但却是毛奇龄首次提出以八比论试律的观点。③毛奇龄将试律与八比相联系的依据基于试律之前只有散文，没有韵文的认识。（按：此种观点尚值得商榷）其次比较二者章法结构，试律除去不押韵的首尾起结，刚好为四韵，类似于八比之颔比、颈比、腹比、后比。此言针对六韵尚可，但清代试律却以八韵为多，章法结构与八比已然不同。毛氏此言又太过片面，并不具有普适性。然而，八比与试律同为科举文学，皆因题而作，创作过程都讲究起承转合。这些相似点意味着二者具有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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