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领域资深专家、作家、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结合他多年教学、阅读、写作成果，精研译林版世界名著选目，创作了《译林世界名著讲义》。本书选取世界文学史中具有“宗师”地位的作家及其极具“原型”意义的作品，以幽默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解读《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巅峰之作，探究作家其人逸闻，解码作品风格精髓，另附名家点评、中译本出版小史和原版插图，令读者轻松入门，徜徉名著之林，领略阅读之乐。著名作家叶兆言、刘亮程诚意推荐！

余斌的外国文学修养，一向佩服，他为学生撰写世界名著讲义，值得信赖。——叶兆言

当时的报纸上登过一幅漫画，上面画着大头小身变了形的福楼拜，一手拎着一颗鲜血淋漓的心脏—那是包法利夫人的心脏，一手持着放大镜。其中的讽刺意味一目了然，是说福楼拜冷酷无情，对待笔下的人物，就像一个冷冰冰的外科医生。

浪漫派文学是主“情”的，情感的抒发是其主要的特征，雨果、乔治·桑绝对不会这么写。抒情之风到司汤达、巴尔扎克那里明显降温了，他们更多地以客观写实的手法来扮演时代生活记录者的角色，但他们从不掩饰对人物的态度，不时出面对书中的人与事指指点点，与他们同喜同悲。《红与黑》中，司汤达对于连的回护乃至感同身受，不言而喻，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到高老头被女儿抛弃的凄惨结局时大发感慨，差不多要呼天抢地了。福楼拜反其道而行之。他最在意的是真实，认定“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写实派的作家都将写出真实定为自己的目标，问题是，材料取自现实并不就此保证作品的真实，在福楼拜看来，作家保持超然的立场，客观冷静的态度，才能确保真实性的传达。掺杂主观情感好比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理想的状态则应该像镜子一般，只负责映照，不负责评判，作者掺和其中，影像势必走样。

福楼拜当真让自己像镜子般冷漠，比照一下巴尔扎克、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与包法利夫人的死，这一点就更显突出。司汤达笔下于连的死显出英雄气概，巴尔扎克要唤起读者对高老头的同情，福楼拜呢？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写出死亡的实况。且看福楼拜怎么落笔：

爱玛的下巴靠在胸前，两只眼睛大得像两个无底洞 ；两只手可怜巴巴地搭在床单上，就像人之将死其心也善，其形也恶，恨不得早点用裹尸布遮丑一样。……她仰起头来，叹了一口气，又倒在枕头上了，她的胸脯立刻急速起伏。舌头整个伸到嘴外，眼珠还在转动，灰暗的像两个油尽灯残的玻璃罩，人家会以为她已经死了，但是她还拼命喘气，喘得胸脯上下起伏，越来越快，快得吓人，仿佛灵魂出窍时总得蹦蹦跳跳似的。

爱玛与于连、高老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也不一样，于连之于司汤达，简直就是替身，巴尔扎克对高老头有无限的同情，福楼拜对爱玛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但她毕竟是他笔下的主人公，而他其实不无同情，可是写到最能引起怜悯的死亡，他一点也不心软，当真有一种科学家面对生物标本的冷静。爱玛的“死相”，怎么说也引不起美感（同样是自杀，托尔斯泰决不会以这样的笔触去写安娜的“死相”），但对福楼拜而言，不容情地写出来，才是“艺术”，至少，无碍于“艺术”。围绕着爱玛之死，他还写到了药剂师、两位医生、神父等人的种种表现，他们对爱玛毫无怜悯之心，药剂师甚至因为趁这机会能请到外科名医到家里吃饭兴奋不已，福楼拜无疑对这些角色极为厌憎，但就在这当口他仍然保持着轻松的口吻交代他们的种种做派—真是“冷”得可以。

习惯巴尔扎克式小说的读者到福楼拜这里不免感到困惑，他的如同天道无亲一样的冷漠原来是要把主动权交给读者，他将人物故事“和盘托出”，让读者自己下判断，倒变成了对读者的冒犯。打比方说，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作者充当了导游的角色，读者跟着他，知道对书中的人与事采取什么态度，不必担心迷失方向—作者是上帝，信从上帝，哪会有错？福楼拜拒绝承担导游之责，他比司汤达、巴尔扎克更精细地向你呈献地形地貌，却不指点路径，你想询问他也没处去问。骤然没了导游，读者陷入四顾茫然的状态也是无怪其然。

福楼拜是有意为之。用他的话说 ：“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就是说，他要达到“纯粹的客观”。

同时代人的笔下，福楼拜天性热情，在现实中很看重人格、正义、友谊，会因为见到卑鄙之人、卑鄙之事而愤愤不已。但他有他自己的艺术的纪律，进入艺术之门，就得把那一切统统留在身后。在另一处他说过，作家应该“深深地藏匿自己，像木偶戏

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小说中克制、超然、不动声色的叙事调子就是必然的了。在情感的流露上，雨果都是做加法，巴尔扎克亦如此，福楼拜却是做减法，减法的极致，就是作家仿佛不存在，至于抛头露面发议论，当然更是悬为厉禁。

话虽如此，在绝对的意义上，作家全然消失是不可能的，既然小说里的世界是他一手制造的。福楼拜反对的是作家直接登场，但若“藏匿”得好，他并不反对。在《包法利夫人》中，他就“深深地藏匿”了自己。不像后现代作家，他对笔下的世界把控得很严，他的存在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他的态度渗透在故事的全部叙述中，像盐溶在水里。这比作者抛头露面的指指点点要微妙得多，读者必须耐下心来，细细品味，才能捕捉到蛛丝马迹。

《包法利夫人》因此是一部针脚细密的小说，有好多伏笔、照应和暗示，可以说是遍布机关暗道，通向福楼拜隐藏起来的观点，不去仔细寻绎，就难解其中味。仍以爱玛之事为例 ：爱玛弥留之际听到外面传来盲人的歌声，唱的是民谣，似乎不相干的（这盲人前面就出现过，唱着同样的小调），她突然“像僵尸触了电一样坐了起来，披头散发，目瞪口呆”。“瞎子！”她喊道。爱玛大笑起来，笑得令人难以忍受，如疯如狂，伤心绝望，她相信永恒的黑暗就像瞎子丑恶的面孔一样可怕。她随即抽搐一阵便断了气。爱玛到底为何伤心绝望，为何大喊一声“瞎子！”，福楼拜一字未加解释，对她的一生也未有一语评断，但细心的读者想起瞎子的一再出现，自然有理由去想，女主人公虽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却如瞎子一样看不清周围的世界，只顾扑向她的幻想。福楼拜的评断就在其中，却决不道破。爱玛的大叫，是她大彻大悟了吗？ ——作者就这样，引而不发。

有人称《包法利夫人》是“最完美的一部小说”，与福楼拜同时代的大作家左拉称《包法利夫人》为“新艺术的法典”，前者重在称赞小说本身的完成度，小说艺术的炉火纯青，无可挑剔，后者则点明这部小说的开风气之功，为后来的作家立了新的规则。今天看来，左拉的话一点也不夸张。《包法利夫人》之“新”在哪里？新就新在福楼拜异常执着并贯彻始终的那一点，即作家的退隐。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石破天惊，在小说领域，福楼拜要求作家消失，隐身到作品后面去，同样是革命性的（想想看，作家在他的想象世界里，正是等同于上帝的）。

福楼拜以前，并非所有的小说家就不知“限制视角”为何物（事实上，我们在《红楼梦》里也可以找到限制视角的运用），但福楼拜显然是一个更自觉地接受“限制”，并将其当作某种原则的小说家。而且从他开始，作者退隐，不动声色的叙述，限制视角的使用，在西方小说的写作中，已然成为一种潮流。

名家点评
福楼拜复兴了法国文字的生命。——马塞尔·普鲁斯特
没有福楼拜，就不会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俄国的契诃夫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契诃夫。——纳博科夫
他是世界文学中最讲究文法修辞的大宗师。他本人是个对世界的绝望者，深知人的劣败，无情揭露。——木心

中译本概况
1925 年，中华书局出版作家李劼人翻译的《马丹波娃利》，这是《包法利夫人》的首个中译本。
1948 年，李健吾译本问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流传甚广。
1992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许渊冲译本，后收入“经典译林”。
1998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周克希译本，2015 年译者授权译林出版社出版，收入“名家名译”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