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避开西方小说概念的影响和束缚,论证和凸显了中国小说的独特特点,有助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小说学术体系和概念体系,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早期小说,学术界通常用来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作者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据,从生成史视角,考论中国早期小说的创作主体、文体特点、存在形态、历史文化背景等若干问题,提出一系列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如汉代以前的子书、巫史之中即有小说,其基本形态是“譬喻故事+议论”,故事只是小说生成的母体,议论才是小说的核心追求等。这些研究和观点,是早期小说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值得学界充分关注。
结 语
写结语时候的心情既是愉快的又是遗憾的。个中甘苦是许多笔耕者都曾体会过而又不尽相同的。
愉快的是,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在古小说研究苑囿终于有了点收获。“稗官”究竟何指,是困扰无数探讨古小说起源问题的“拦路虎”。笔者借助出土的秦汉竹简文献初步弄清,“稗官”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指县、乡等低级官员的属官,不是天子的“士”或无正式官职的人员;“稗官”因其身份的低下而成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主要搜集者,他们本身并是“小说家”,充其量只是“丛残小语”的传播者、整理者。澄清“稗官”迷雾的意义在于,分清了“稗官”与“小说家”的差别,划分了“丛残小语”与“小说”的差别,为最终理解古小说的根源、理解小说家的构成扫清了一些障碍。
古小说的基本特征,可能是古小说研究首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借助于学界对先秦“言”、“语”、“说”的新近研究成果,基于笔者对“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论议”(“议论”)形成和分类的仔细考察,以及对它们与“小说”既相联系而又区别的理解,特别是基于对桓谭小说观“譬论”的理解,提出了子部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譬论”,其核心职能是论议,其发生学的模式是譬喻故事+ 论议等看法,明确了子部小说(“譬论”式小说)形成于战国后期、定型于西汉末的生成路径。与以往论者多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论议”(“议论”)仅仅看成是百姓的言论不同,笔者还将这些言论看成某些官员、某些文士对社会政治的初步评价、批评和感受,即这些言论是社会各个阶层对社会政治的看法。如此理解的意义在于,对古小说发生根源的阐释能够在更为宽广的社会群落中进行,而不是或偏重于老百姓,或偏重于官员文士等某一类群体。
与此同时,笔者借助于对“故事”的考察,阐明了“故事”也植根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它不仅广泛渗透于经书、子书、史书和巫书中,而且其叙事职能是沟通子部与史部等各类古书的关键,是史部小说得以发生、形成的关键,即古小说的母体。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史部小说发生学的模式是神话、巫话、仙话—— 故事、史书、小说,并指出史部小说的主要特征——神奇性、志怪性以及娱乐性,是形成后世志怪小说、俳优小说的主要根源。
笔者对“故事”和史部小说发生模式、基本特征的考察,一方面得到了古代小说理论家如胡应麟的启迪,得到了诸多现代论者如李剑国、陈文新等的启发;另一方面更得到了章学诚、李零等学者关于要打破“经史子集”藩篱观点的启示。借助于此,笔者产生了“小说不必是史书之流”的想法,史书之前还有大量的神话、巫话、仙话在,史书的许多“蓝本”其实是《山海经》、《汲冢琐语》之类巫书、故事书,这些口头的传说故事、后来写定的巫书远比史书发生得早 !因此,史部小说,更准确地说是“叙事性小说”的发生远早于史书 !幸运的是,《赤鹄之集汤之屋》等竹简文献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在讨论叙事性小说的时候,笔者更留意于巫话、仙话、传说故事,而略于对史书如何影响古小说的形成的论述,其原因也正在此,不是因为疏忽。
从发生学的观点看,原始思维早于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是世人的共识。因此,叙事性小说(史部小说)早于譬论式小说(子部小说)也应当是可以成立的观点。从上述的具体讨论讲,古小说发生并形成于先秦应当是可以成立的判断。此外, 对子部小说和史部小说的发生学研究,还使笔者意外地感觉到, 古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小说史本身,对先秦经、史、子、集,甚至对中国早期文化史的发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标示价值。如譬论式的古小说与论说性的子书、经书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叙事性的古小说与原始宗教、早期史书的形成也关系紧密;古小说还与中国早期的俗赋、叙事诗、传记文学、讲唱文学等的生成密切相关。
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在西方学者那里研究得比较丰厚,而在中国学者的讨论中似乎还比较晚,还不够充分。从古小说发生、生成的角度说,各种思想是古小说的内在和外部的渊源。从中国早期的原始思想特别是宗教思想而言,神话思维、巫术思维、阴阳五行思想当然是神话、巫话、仙话以及神奇故事、志怪小说生成的内在根源,但从道教形成、佛教东渐的时间看,佛道教又是“辅教小说”生成的外部原因,因为此时子部、史部两种小说已经生成了, 佛道教只是使这两种小说的内容、手法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不过,这种影响带来的变化却是深刻的。这在笔者着重讨论道教与神仙系列小说、佛教与六朝小说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到的, 即宗教的各种要素都可以左右小说的内容与形式。
遗憾的是,限于课题研究的时限,目前学界对古小说整体研究的现状,更限于许多先秦资料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匮乏,还有不少题中应有的话题来不及或谈不上了。比如,关于“小说家”的构成,由于《汉书·艺文志》所列十五家小说的失传,我们现在只能大致推测小说家中有巫师、方士、史官、诸子等,而更多的小说家,如“瞽史”、“俳优”、“小知者”、“说书者”,是如何造就小说的, 详情便不得而知了。又比如,由于目前学界对许多传世文献的系年表和撰述性质还难以较精准确定,诸如《晏子春秋》、《左传》、《国语》、《山海经》、《穆天子传》、《燕丹子》、《孔子家语》等,所以古小说发生的时间、生成的序列亦因此而难以准确定位。又比如, 由于与小说相关的出土文献还不够丰富,《赤鹄之集汤之屋》、《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帛书》与《穆天子传》、《左传》、《战国策》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模糊的,因此,笔者关于“古小说生成早于史书”的观点,也许会遭到某些论者强烈的批评。又比如,关于阴阳五行、谶纬等思想与古小说之生成关系,是笔者颇感兴趣的话题, 限于课题的时限和个人的能力、精力,也来不及、谈不上了。
这些遗憾或不足,只能留待今后或时机成熟时再弥补了。
绪 论
第一章 “小说”、“稗官”及“小说家”
一、先秦两汉“小说”涵义的生成
二、稗官、闾里小知与小说家
第二章 “语”、“说”:古小说的根源
一、“语”类文体的形成
二、“说”类文体的形成
第三章 故事:古小说的母体
一、叙述的故事
二、故事的文化功能
第四章 子书之流:古小说譬论的渊薮
一、出入子史的《晏子春秋》
二、“譬论”的形成:以《韩非子》为例
三、“譬论”的定型:以《说苑》为例
第五章 巫史之流:古小说叙事的温床
一、从神圣叙事到世俗叙事
二、子史对故事传说的模塑
第六章 古小说生成的文化历史语境
一、道教与《列仙传》、《神仙传》
二、佛教与六朝小说
结 语
附 录 《列仙传》成书年代及其小说史意义考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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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洪《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
胡 政
中国早期小说,又被称为“古小说”或“准小说”,与其后的宋元明清小说相比,它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出文献的不断涌现和学界对中西“小说”观念的反思,该领域研究渐呈复兴之势。陈洪教授长期潜心于该领域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其《佛教与中古小说》一书深入探究了佛教传入之于中国小说文学的具体影响,广受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好评,其新著《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又为该领域研究增加了一部富有深度与创见的大作。
仅就中国古小说领域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与“语”“说”“故事”“小说”等相关的文字与图像资料,如《语丛》《春秋事语》《逸周书》《晏子》等,为重新建构中国古小说的生成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材料,提供了若干重新审视传世古小说文献的“探点”。作者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融汇,比对,互证,综合梳理考辨相关文本的真伪、年代、源流、性质和社会功能等问题,多有发覆抉微之功,也为相关论题的进一步展开,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早期小说、小说观念及其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奠定了基础。比如书中综合考察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双古堆汉简、居延汉简中的《晏子》残文及传世《晏子》文本,指出该书成书时代是在战国时期而非后世“伪作”,其“亦史亦子亦小说”的特点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作者亦将王家台秦简中与“嫦娥奔月”故事相关的资料与传世文献相梳理比对,得出在先秦时期的“嫦娥”与“羿”是属于不同神话系统中的人物这一论断,进而更为清晰地梳理了该故事的流变历程。
基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作者认为目前尚不适宜对古小说研究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因而选择了宏观视野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作者着眼于先秦至六朝前后神话、子史、宗教等,意在较为清晰地勾勒和揭示出小说生成、衍变的面貌,并在理论层面进行初步总结;一方面,作者力避重复,在总结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富有新意和代表性的在古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价值的某些重要问题展开“探点”式的考察,以求达到由点到面、见微知著的研究效果。比如,书中通过《韩诗外传》来探究汉代经学语境下故事的文化功能,借伊尹故事流变说明历史人物神话化、巫术化这一现象,用伍子胥故事演化说明子史之于故事的形塑意义等。对于每一具体论题,作者均能做到旁征博引、胪列丰富、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又能从中归纳出一般性的总体认识,兼具深度、广度与新意,从而使该书呈现出细节爬梳繁深细密、整体论述简洁明晰的研究风格。
基于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深度,该书中多有新颖的立论、深刻的见解。书中对嫦娥奔月、伍子胥、周穆王等故事生成及流变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梳理考察,多发前人所未发;对《韩非子·说林》中“一曰”之异闻的独特体例与性质的判断,对《列仙传》的性质及其小说史意义的阐述,令人信服;关于唱导等佛教仪轨之于六朝小说具体影响的阐发,少有人关注却富有新意。
关于古小说的渊源,前人多有阐述,或认为其是“史之余”,或认为是“子之流”,或以为其兼祖于子、史、神话(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而总体言之,古小说的生成无疑是中国早期经、史、子、集、神话、原始宗教等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尽可能简要、清晰地揭示并阐述古小说在多元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演变的原生状态,正是作者撰写此书的最终目的。基于此,作者以“小说”为本位,在梳理“小说”“稗官”等基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别探究了“语”“说”等体、故事、子、史、神话、巫话、佛教、道教等外在历史与现实语境之于古小说文本存在形态与性质,小说参与各时代文化建构的功能以及其生成与流变的具体作用和时代意义。
在作者文学史观的统摄下,该书不仅对一些相关文献细节问题作了静态、微观的考察,更着力于呈现中国古小说的宏观、动态的生成和演变历程。也正因如此,作者尤为注意结合新出及传世文献考察,排列一些相关重要词语、文本、故事生成与演变的时间节点,以便确定其在古小说发展史中的价值与意义。
总之,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又进一步推进深入,博赡精详,架构恢弘,为我们呈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和流变的大致面貌与历程。
——《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9月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