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建军，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基于儒家传统典故的现代伦理想象，在充分借鉴知识性考据和义理性发微的思考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传统典故的伦理想象，挖掘其隐含的教育资源，为传统典故的伦理价值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传统治道与修身研究》：
　　（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殊矛盾的自觉
　　无论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还是对多元文化影响力的自觉，其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他化”，而是落实到对文化理想追求的实践中。因而，我们必须关注第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殊矛盾的自觉。
　　的确，与欧美以及东亚一些前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回答20世纪初“科玄论战”提出的三大问题时，有自己面临的特殊矛盾：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无法摆脱其根植的文化土壤（传统），而这块土壤的悠久历史与曾经辉煌、独立的文化传统，使其产生极大的惯性和文化的拉力，但同时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所遭遇的批判又是空前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人生观念的变革、社会价值的更替，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批判的主线，这不仅是因为变革必然伴随着批判，更重要的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中国经历了太漫长的时期，以至人们将传统与某种社会形态、某种生活样态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对传统的批判有三次负载着极强的文化意义。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相伴随，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始于20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我国先后爆发了“反右运动”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末，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中国再一次掀起了文化反思的高潮，其实质仍然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
　　第一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封建制度与意识；第二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政治需要的现实；第三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与反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视角看，我们不难理解，当代中国人充满了困惑：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想的与现实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以诚信为例，中国文化传统视诚信为“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是有史可载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故“信”乃五常之义；“民无信不立，”以至“去兵”“去食”，宁死必信。而当文明进入21世纪，中国人却在为诚信危机而深深忧虑：理论上我们否定过诚信吗？没有，而实践诚信怎么这么难呢？追求诚信的理想有错吗？没有，诚信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被视为美德，可现实中不仅老实人会吃亏，而且诚信做人、诚信处事反倒变得不正常？这是传统的责任，还是现代性的必然？任何一种原因似乎都无法解释。正因为如此，化解诚信危机既不可照搬西方现成的模式，因为任何模式的后面都有深沉的文化基因，改变文化基因不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没有理性主义的文化基因，民主选举就可能变成宗族之争，变成拉帮结派；同时要化解诚信危机也不可能只考虑单方面的因素，必须系统地考虑诚信得以运行的机制、条件和进程，如果我们只强调对不诚信的行为予以严厉的处罚，而不解决制度诚信的问题，就可能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老实人更吃亏，社会变得更为不诚信。简言之，解答当代中国人价值观上的困惑必须深及文化的层面去思考、去把握，不可只停留在形式上。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启动始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低谷时期。解放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民生之重，这是我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与发达国家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面对的极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的温饱问题，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百姓脱贫致富的本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天平上，追求物质文明自然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急迫性，这正是“穷则思变”的表现。的确，4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这种极强的、来自民间深层的冲动，也正因为这种冲动，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竞争方式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丰富性的同时，也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留下了许多问题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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