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创作论》：
柳青的文字中较少有他对于女性解放与革命婚姻的论述，但从他的两次婚姻，可见他对于革命伴侣的选择标准——志同道合。他的第一任妻子马纯如为绥德干部子弟学校教员；第二任妻子马葳在西北党校工作，两人均为共产党员，两次婚姻均比较快。刘可风在《柳青传》中提到，柳青认为“为共同的事业奋斗”②的婚姻是满意的。在小说中，他也在强调夫妻之间的志同道合，如《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担心女儿梁秀兰悔婚，不想让她上学，老伴说，“往后朝鲜战事完了，人家从前线回来，嫌咱闺女没文化，这就给你的老脸擦上粉啦？”③梁三老汉竟然无语了。《铜墙铁壁》中兰英的丈夫马金宝参军被提拔成野战军的连长，兰英为了不落后，上了小学二年级，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入党一年多了。这旧式婚姻就成了新式的——双方对彼此都比较满意。他们虽然都是父母之命，却因为彼此共同进步而较为般配。任何一方的进步都会影响婚姻的幸福，《创业史》中，多病的童养媳去世了，身为丈夫的梁生宝如何反应？小说中这样写道：“生宝只是怜悯地看看死者，悲怆地叹口气。他和她在一块的时间很少。他觉得和那个可怜人在一块胡来，简直是犯罪”④。相反，面对上了两年学的徐改霞，他担心对方眼高了，看不上自己。源于柳青婚姻注重志同道合，在他的作品中，“情投意合”亦被“志同道合”所遮蔽，即便是在自由选择婚姻的梁生宝与刘淑良之间，两情相悦也被简单为“面谈过两回”，这种设置与他对于革命重要性的认识不无关系。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中央组织部曾派遣党的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实际生活中去，柳青于1943年2月被调到陕北米脂当乡文书。一个习惯于案头工作的文人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感受到基层工作的烦琐以及物质生活的艰苦，关键是与工农结合的艰难，这是关乎革命的重要问题：“我知道搞下去或搞不下去对我往后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很明显，这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搞文艺不搞文艺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了”①。在革命队伍中显然不能知难而退，经历了“转弯道路”之后的柳青逐渐与群众结合，并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之后，柳青产生了为人民的创作立场。在柳青看来，为人民创作，就要在作品中表现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强加给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这就需要作者深入劳动人民的生活，忠于现实，把握劳动人民的情感。他说，“衡量一个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是他的作品，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正确性和深刻性”②。由此，他更了解了深人生活的重要性：“作家的功夫，主要在生活方面”，要“用在研究生活上”③。
人类生活在传统之中，即便在革命年代，也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关注现实使得柳青的两性关系设置中出现了超越革命的内容——传统元素。但关注现实并不意味着现实均要进入文学作品，这里就不得不谈到“旧形式”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对于旧形式的改造与借鉴，其目的是将旧形式作为一个媒介，以“接近大众”，同时“提高大众的政治认识”④，并建立中国民族抗战时期的新文艺。可见，提倡旧形式既是为了宣传，也是为了以民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启蒙民众。由此理解旧形式的倡导，不仅涉及文体问题，更涉及知识分子的创作立场问题，即通过旧形式，知识分子实现与民众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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