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为诗：<诗经>大义发微 卷一》：
至于这种”新道德“究竟是不是好道德，”新文化“究竟是不是好文化，乃至根本上是不是道德和文化，乃至是否够得上”政治“的名称，他们就不像古人那样善于反思了。因为，现代学术最崇奉的所谓理性，其实不过是激情的奴隶。所以，究竟是自称”启蒙了的、独立自主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现代人善于理性地思考，还是古人更善于理性地思考，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会发现，虽然顾颉刚等现代学者把宋代和晚清质疑古文经学的诗学引为同类，作为他反对传统经学的武器，但实际上，顾颉刚与朱子的距离其实更远，而朱子和毛诗的距离其实近得多。虽然在解释细节上，朱、毛多有不同，但在”诗何为而作“”诗之所教者为何“等大问题上却分享共同的前提（可比照朱序与毛诗大序），这个前提便是从尧舜先王的”诗言志、歌永言“，到文武周公的”陈诗以观民风“，到孔子的”思无邪、兴观群怨“，到《礼记》的”温柔敦厚而不愚“一路而来未曾断绝的诗教传统。至于顾颉刚和朱子，虽然在解释细节上前者多利用后者，但在”何为《诗经》“”为什么读《诗经》“等根本问题上，却有着本质的分歧，乃至全然对立。
现代人批判毛诗是为了”反叛正统“，所以，他们援引宋人的时候，也把宋人打扮成”反叛正统“的先驱。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革命叙事，不宜误置于古代经学之上。历史上的诗学正统并不一直是毛诗，譬如西汉诗学的正统就是齐鲁韩今文三家诗。即使在毛诗被官方定为正统之后，也并不等于它在学理上毫无争议地成了正统。所以，古人批评毛诗并不见得是为了反叛正统，而是相反，在大多数时候恰恰是为了维护正统，譬如今文三家诗的正统，或者某种理学教化的正统。无论如何，古人并不怨恨正统、反叛正统，而只是要辨明正统、发扬正统。在现代人那里，毛诗受到质疑是因为它代表”正统“；但在古人那里，毛诗受到质疑却并不是因为它”正统“，而是因为它不够”正统“。
何为正统，在古人那里主要是根据义理和师承，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经传的正统维系于道、德、仁人师友与经义传承，而不只是文本的真实性。在古人看来，义理的不变的真实性，恰恰是要通过文章的可变的随时损益来传达和保持的。所以，孔子晚年自卫返鲁之前才感慨故乡好学的青年”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也正是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的文质相复之义，也是《周易》所谓变易不易之义。汉以来的今古文相争传统、宋以来的集注和语录互补传统、”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论战传统，都活跃在这个文与质、变与不变的关系之中。所谓”文“与”献“（即文本与师承），古人或有偏重，但却未曾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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