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琳，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影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摄影、影像创意与传播等。从事摄影基础、视觉创意、图片新闻报道、短视频创作等课程教学十余年；曾主持“新兴媒体语境下摄影形态的范式转变研究”“全球变局下国外记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等科研项目；已出版教材《图形创意》、《摄影基础教程》（目前已出至第三版）；《20年代中国电影视觉风格的传统与现代性博弈》《影像的侵略》多篇论文发表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当代传播》等学术期刊。

　　随着“重写电影史”的兴起，很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对中国早期电影的考察。我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一种新的视角来对中国早期电影文本进行重新阐释，试图梳理中国早期电影在视觉上的延续和变化，以区别于目前那种叙事或空间政治学的电影研究。这种新的视角即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电影空间的研究返回到“电影本体”上，从视觉的表现形式来阐释电影中的空间，并以此为基点来对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特点进行系统研究。研究方法上，将主要以贡布里希的“图式与矫正”和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诗学”作为理论依据，同时为了使研究更加细致，《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美学》将法国艺术史学者达尼埃尔·达拉斯在对古典绘画研究中所采用的“细节研究法”移植到对部分中国早期电影的微观考察中，力求从细节上来分析中国早期电影空间的视觉特点，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意义。因为早期电影在空间视觉呈现上除了每个时期可能存在明显的变化外，在同一时期内部，它们基本是相似的，即贡布里希所说的“图式”，因此主要的差别可能更多地来自细节，即贡布里希说的“矫正”。所以，细节上的差别，意义非常重要。它非常能够体现出中国早期电影在视觉上是如何延续和变化的。同时，《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美学》将中国早期电影视觉风格的变化置于文化传播的更大背景中进行审视，因为在中国早期电影的草创期（20世纪初）以及后来的发展期（20年代）乃至是30年代的黄金期，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当然，更多的是电影艺术本身）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过不同层次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很微妙，然而，更微妙的是中国电影对它们的反应，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美学》的理论意义在于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空间进行重现诠释，试图发现在面对外国电影文化的冲击和本土文化、政治环境、受众市场以及个人艺术理想的多重影响下，早期中国电影人是如何在电影中组织、安排、表现空间的，使得中国早期电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视觉风格。本研究的实践意义源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两方面：通过我的研究方法，希望能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使更多的人重视电影的视觉形式研究；通过我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能给目前受好莱坞电影风格影响过重的中国电影一点启迪：意识到电影视觉风格民族性的重要意义。

　　《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美学》：
　　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大部分学者依然将1905年的《定军山》视为中国本土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不知道有没有人考察过这第一部由本土电影人创作的电影，其视觉风格为什么完全是舞台性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问题简单得不值得思考，但是胡适曾经说：“做学问就是在不疑处有疑，做人就是在疑处不疑”；也有人觉得这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或许过几年有可能发掘出更早的电影，并非《定军山》，而是有人拿着摄影机拍摄出了类似于卢米·埃尔兄弟那样的纪实性影片，如果是这样的，那对中国电影史的影响有多大？是只改写最初几年的那段历史，还是其后的历史都要改写？但是，如果是出于偶然，那么为什么其后两三年内拍摄的几部电影，如《长坂坡》（1905）、《青石山》（1906）、《艳阳楼》（1906）、《金钱豹》（1906），其视觉风格都是戏曲式、舞台性的？另外，还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决定的，因为那时京剧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文化决定论”可能是对这个问题最有力的回答，但是美国电影学者波德维尔曾对这种“将艺术作品的风格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反映”的观点提出了一定的质疑：“（文化）反映论批评抛出电影与社会之间不严谨的、直觉的联系，不提供能被精确质疑的具体解释。它仰赖于电影与社会或政治事件之间似是而非的、牵强的相互联系。它忽略那些损害其论证的反面例子。它假定流行文化是观众与它自身的对话，从制作者与他们依存的社会机制那里传递过来而没有干扰和变形。那些援引过来构成原因的力量——时代精神、民族情感以及集体焦虑，仅仅只能作为具体化的抽象而存在，评论者将其变成了历史的动因。”波德维尔并不是在否认文化对艺术作品风格的影响，他是反对将艺术风格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决定”或“文化反映”，这无疑是一种讨巧的甚至是一劳永逸的做法。具体到早期的中国电影尤其是第一部《定军山》的视觉风格，是否仅仅是由文化决定的？即便是，这种决定作用又是如何具体反映在这部电影中的？此外，除了文化的成分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决定了它的视觉风格？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中国电影史更为细致的考察。实际上，近几年来对电影史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细化”的方向，有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去探讨，而不只满足于在整体方面掌握它。
　　第一节舞台式视觉风格的建立
　　在艺术风格史的演变这一问题上，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提出了“图式和矫正”的学说，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在视觉美学的坐标上，贡布里希属于现代视觉美学中的“视觉心理学”这一支上。但是，他又不仅仅局限于视觉心理学，而是以“视觉心理学”作为其理论主体，以“形式”和“文化”作为其理论的两翼，力求建立起一种完备的视觉风格的研究理论体系。贡布里希的理论体系最初是建立在对绘画史的考察上，不过，它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艺术作品中视觉风格的演变。贡布里希认为：“我们头脑中有一种固有的图式，我们正是靠图式来整理自然，让自然就范。只有当图式与自然格格不入时，我们才调整图式以便重新应付自然。认识的过程也就是用心中的图式与自然不断比较，不断调整，不断修改的过程。”贡布里希的理论对于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的视觉风格也有一定的启示，他所说的“图式”就是当我们认识一个新事物时，我们头脑中潜在的“先前结构”。人们对新事物的理解不可能马上就会产生新的知识去匹配它，必须从已有的知识范式中选择与之匹配的知识来理解它，然后在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以便符合新事物的特点，这一过程，就是对“图式”的“矫正”。艺术的发展，正是这样一种“图式”和“矫正”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图式与矫正”的过程中，艺术最终发展出一套完全符合新事物的知识体系，来更好地理解新事物。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也是依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电影在1896年传人中国并开始放映，在放映了十年后，到1905年，中国早期的电影人不甘心只是当个观众，决定拍摄第一部中国电影，那时他们脑子中的“图式”是什么？
　　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定军山》是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部电影了，这对它的视觉形式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灾难。历史研究只能基于现有的材料来进行，因此，对这部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中的电影，《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视觉美学》只能大胆地臆测，对其视觉形式进行研究。至于臆测得是否正确，只能靠以后专家学者们的考古工作以及对史学资料的不断挖掘来进一步求证。就现阶段而言，电影史学家们对这部电影当时的拍摄情况进行了考证，并得到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

绪论

第一章 文化传播：好莱坞电影与中国
第一节 文化传播与电影的“巴别塔”
第二节 好莱坞与中国电影

第二章 理论与方法：电影空间与视觉美学
第一节 电影的形式空间
第二节 空间的视觉美学
第三节 早期电影中空间的作用

第三章 电影史前史：一种视觉风格的臆想
第一节 舞台式视觉风格的建立
第二节 电影性的初步探索

第四章 20年代电影：舞台式空间的解体
第一节 空间的解体
第二节 特写镜头的出现
第三节 构图稳中有破
第四节 对话的正反打镜头
第五节 实景的引入
第六节 视觉风格的文化博弈

第五章 30年代电影：国际性与民族性
第一节 美国电影的双重塑造
第二节 一种电影图式的形成
第三节 运动镜头的方向性
第四节 人物的排列方式
第五节 背影镜头的意义
第六节 前景惯例
第七节 装饰性元素与表现空间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论文中涉及的部分影片篇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