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高管养成记：通往“捷径”的自传》：
我不说，或许没人能猜到我曾经在三所大学任职过。
我在师范体系中摸爬滚打了10年，从师范高中到师范大学，从17岁花季少女到27岁花样年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八个大字像“毒瘤”一般生在了我的心里，长在了我的骨髓里，发酵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研究生毕业了，我有且只有一个选择——当老师。
记得毕业前半年，经熟人推荐，我在东北某高校AC学院中文系担任实习讲师，主讲大四毕业生的选修课。由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期间主修“中国明清小说研究”，我本人又对古典文学中的“狐鬼神妖”特别感兴趣，因此我独创了一门选修课（该课程花了近一年时间来撰写课件，课件达100多页）——中国狐文化之《聊斋志异》中的众狐分析。
那年我二十几岁，下面的大四学生比我最多小三到四岁，他们马上要外出实习找工作，这门课是选修课，选修课就意味着可选可不选，可上可不上。对于我这个还没毕业的实习讲师而言，他们应该是很不屑且对我的课没抱什么希望的，但是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备了课，哪怕有一个学生在听，我也要在讲台讲到最后一分钟，就为了对得起“教师”这两个字。
如果没记错，一共六个班级听我的课，上午四个，下午两个；如果没记错，从我第一次上课到最后一次结课，基本上没有学生缺课（病假除外）；如果没记错，第一节课开课时我曾经对大家说，“如果觉得我讲得不好就别来浪费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留下来听了，请遵守我的规矩”，结果，到了下节课，人更多了；如果没记错，这门课六个班的学生没有一个挂科的，且成绩优秀的占多数；如果没记错，这些学生如今应该大多像我一样，已成家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浮躁的大四学生几乎座无虚席地听我讲课？听他们的班主任说，其他教授的课满座率也没这么高。到底是我还是“狐”迷住了这些记得学期中间一次课上，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几个中文系老师走进了教室，坐到了教室一角，起初我以为他们是检查学生出勤率的，可过了20分钟还没走，有的老师还在记笔记，我知道了，我被听课了。
听课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例行的（此次显然不是，例行的会提前通知），一种是突袭的（突袭的肯定有情况，不是有人举报你讲得太“好”就是讲得太差）。那时候的我，太年轻，当脑子快速闪过这些念头的时候，是有点忐忑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我也没传播有损党国的反动言论，没什么好怕的（其实心里还是怕怕的）。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关于“狐”与人的两性描写，那节课要讨论的正好就是关于这个的尴尬话题。
如果没人听课，我肯定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因为我的研究生老师曾经在课上讲诸如这些内容时，在座的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丝毫没有肮脏感——这是文学，也是美学，更是哲学。今天，有几个老教师听课，我是有点犯怵的，我讲还是不讲？不讲，感觉蜻蜓点水没说透，好像有悖职业道德；讲了，估计我就惹“事”了，“事”小要解释检讨，“事”大估计得请我走。
关键是我没时间过多思考，你说我到底讲还是不讲？是的，我还是讲了，不讲肯定不是我的风格，不仅讲了，还讲得“天花乱坠”“口吐莲花”。好在课上没一个睡觉的，没一个看手机的，没一个开小差的，四个班的学生，分小组讨论得热火朝天，辩论得相当激烈，最后大家对这些所谓的“性描写”的社会学含义与文学含义在分歧中达成了一致，这样的课程让老师与学生都很兴奋，这些敏感话题的热烈探讨有一种很文青的感觉，仿佛革命斗土完成了反帝反封建。
我估计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那些老师的反应，说实话，我也特别关心，可是当时没时间看他们的“脸色”，因为场面太热烈，思维太活跃，我几乎已经忘记还有几个“老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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