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我与自珍：王世襄传》：
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春，空气中仍泛着清冷的寒气。一艘邮轮从日本横滨港缓缓启航，船在太平洋海面上行驶着，载着各色人等，推开碧波万顷的水域，向一海之隔的上海港驶去。甲板上，一位体魄强健的中国年轻人，正凭栏远眺，他方脸阔额、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透着斯文和睿智。他，便是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派往日本的特派专员王世襄。
他在船舱把自己行李中的书箱、衣物等安放妥帖后，便来到甲板上。时正红日西沉，那日气候温和，风平浪静。但有一方蓝色雾霭，正停留在稍远的海域的上空，空气中有时弥漫着一种海域上特有清香，而他也正是来呼吸这些新鲜空气的。那宽大的甲板上挺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各国的商旅，均在吹着海风；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议论着当时中国的时局，他只是在一旁不经意地听着。此时，重洋外他的祖国，正值内战全面爆发之际。
1945年的中国，在经历了生死攸关、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这时才开始有了点扬眉吐气，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就是这一年，恰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转折点。世界各国，无论是亚洲、东欧或美洲似乎都在关注着这个东方的大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地大物博的古老国家。因为，斯年斯月同仇敌忾、一致抗日而取得胜利的国共两党，倏忽之间却又马上转而进入一场敌我双方互相决战的时刻。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于重庆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了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这次会议，好不容易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等。这五项协议之通过，实际上是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独裁和内战政策。然而，同年的6月26日，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全面进攻。于此，一场苍生俱忧、涂炭民生的全国性大内战，终于爆发。
王世襄一边瞧着头顶上的海鸥们，正向东面飞翔着，一边沉浸于回想中：记得去年隆冬之时，自己正从上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当时，他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的委托，专去日本追寻一批在抗战中流落异乡的文物国宝。在这样的局势下，接受此任后，他意气风发，准备全心全力投入到国宝的追寻中去。
谁知到了东京，他发现隋况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联合国的战后追偿条款，似完全偏袒日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是“弱国无外交”，常处于一个弱势地位，追偿工作无不受到处处的阻碍。在日本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尽管他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要求归还中国的文物，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应向联合国提出合理追偿条款。岂料，他奔走四方，仍是一再碰壁。也许，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国与国之间，因牵涉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利益，于当权者心中，国家的文物，也仅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已。
海风里含着雾气，王世襄此时在甲板上，真的是无心看景，只是踱来转去地思忖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在日本所经历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突然，他想起在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的一些遭遇。总感有些颓丧，尽管年轻的王世襄，满怀一腔报国热情，但他在日本碰到的许多现实情况，无不使他明白，仅凭他一介书生之力，根本无力继续留在日本追缴中国文物，由此，他还不如早日回国，另觅他路为好。
踏上归国的路途，对他来说虽是明智，但也是无奈的选择。当王世襄想起抗战后的中国世事繁复，尽管他已费尽心力，终于将一百零七箱中国古籍善本，运回国内。为了能安全把这批国宝善本运回，由于责任重大，焦急心忧，身子也消瘦二十多斤，最后终于完成此任务。想起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物史，又想起还有大批流失海外的珍贵国宝，作为一介中国青年为国家保存文物的使命感，此时此刻的他，不禁为战后的中国，而纠心不安。
今天，他有幸亲自把稀见珍贵的古籍善本，运回祖国，令他心中激昂、欣慰！由于他受家庭影响，自幼就酷爱古籍，此时，他又想起中国近代珍贵古籍，那几多漂泊海外的不幸命运：“自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的五十年间，中国典籍纷纷东流，作为文化交流之意义已日渐暗淡，更多的是显示出日本作为军国主义，依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强权，对中国文化财产的巧取豪夺。如果说，湖州酾宋楼藏书的东流，还多少带有江户时代商业流通的遗迹；而当时中国一些珍稀藏书的流徙，则是日人凭借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巧取；到抗战时期中国典籍的大规模东流，已成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这种掠夺的规模和手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最为严重的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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